大学校长能否放弃教学科研，专心从事高校管理？之前，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退出该校“学术委员会”；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承诺在任期间“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近日，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讲中提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

 

在演讲中，董奇提出，建设“一流大学”，不仅需要一流的师资，需要一流的学生，更需要一流的管理。他指出，要实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中心任务，必须切实提升高等教育的管理质量。大学管理要实现从粗放式的外延管理转向更加精细化的内涵管理，从经验型管理转向更加科学的管理，从相对封闭的管理转向师生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开放型管理。在他看来，高校管理改革，要从校长自身改起，校长要首先改革自己，然后才能改革学校。大学校长是一个管理的岗位，是一个服务的职位。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去。他表示，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

 

一直以来，我国的大学校长都是一边担任校长职务，一边继续从事科研，包括申请课题、申报各种奖项。有些人曾认为，这可以让校长更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否则，如果一名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便失去了教育者的身份，这将是对校长本人和学术研究的浪费。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担任校长后，不再过多地参与学术研究，这是校长职务的回归。”他认为，有的人对校长职务存在误解，把校长当做一个兼职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据了解，大学校长工作本身很繁忙，既要管理学生及教师职工，还要常常奔赴国外或其他学校参加会议等。曾有某高校校长助理说，“校长一年在学校的总时间不超过3个月”。因此，校长在管理好学校的同时，再花精力去进行科研和教学，结果是两者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很多校长往往只是“挂名”而已。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学，大学校长是由对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出来的。因此，在选拔校长时，更关注其是否具有胜任校长的能力（包括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不是首要考察其是否有一流的学术能力，在考核、评价校长的业绩时，只考察其担任校长职务的业绩，而不会关注其进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这一选拔、任命和评价机制，有利于校长走向职业化。同时，从利益回避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明文禁止学者担任大学校长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没有明文规定的，学者一旦担任校长，就将减少或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已成为校长们遵守的惯例。“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对校长职业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如此，校长才能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的管理中，同时也切实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熊丙奇说，如哈佛、牛津等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大多实行校长“职业化”，校长在担任管理职务时，不再搞科研、带学生。

 

近年来，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收效甚微。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多次表态，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或许，理清校长一职的影响力边界，规范其职业化，是解决高校去行政化这一难题必然要迈出的一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高校系主任郭老师告诉记者，大学校长不是一个纯行政的管理，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性，才能带领大学里面的学科带头人，才能推进学校的学术发展；如果大学校长纯粹做管理，而不懂学术，不了解前沿，也是不行的。“董奇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他还可以往前走一步，放弃是他个人作出的选择，不见得每位校长都如此。”

 

据了解，2011年科技部公布的“973计划”项目，由大学承担的占63项。其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为现任大学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等担任校级行政职务的共计16项。去年，中科院、工程院新增院士公布时，媒体统计发现，新增工程院院士中现任或曾任高校校长、副校长的共有16名，占29.6%。

 

熊丙奇表示，“学者担任校长之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会带来严重的行政化问题。”高校中行政与学术混为一体，行政资源往往成为获取学术资源的条件：顶着校长头衔，可以获得更多科研经费，在各种荣誉的投票中也可能占尽“人和”之利。比如，有的校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自己争取各种课题，从而破坏了学术的平等竞争；有的校长本没有从事多少教学工作，却经过包装去申报国家教学名师，与一线教师争夺教学荣誉。这些现象均表明，校长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更像是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和教育福利。

 

因此，校长退出学术圈，能避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失衡。从这个角度看，“四不”承诺的价值，更在于划清学术与行政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