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长三角地区高校中文教学座谈会上，专家们说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由于高中阶段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大学时代又忽视提高中文素养，加上传统语文教学的偏差，人们往往误以为，“是个中国人，还不会中文？”因而从迈进大学的门槛起，他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忙乎“英语四级”、“计算机二级”等与毕业证书相关的科目了，特别是对外语的热情早已远远超过了母语。结果是他们可以在专业成绩上拿满分，外语考试应付自如，却连最起码的自我表达都有问题，电脑高手面对人文软件竟束手无策。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汪涌豪称这些学生“词汇量贫乏”：“表达程度的副词，学生们只会用‘非常’；需要表达悲伤或沮丧时，就剩下一个‘郁闷’”。

　　在专业化教育理念无限扩张的大前提下，教学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厚，还有多少年轻学子自觉地重视人文素养的提高？过去那些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包括负有盛名的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茅以升等人都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写得一手好文章，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非凡的造诣，而且对人文科学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真正是文理贯通、学究天人。这种良好的传统为什么没有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与我们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大学教育的导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过分地强调专业分工，只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忽略甚至放弃“无用”的人文教育，技术取代了一切，实用心理、职业技能本身几乎成了最高的价值诉求，其结果只能是产出大批白字连篇、有技术无人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

　　竺可桢先生做过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通才教育就是他的重要主张之一。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1936年，他走马上任，第一次召开校务会议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进行讨论，目的就是避免学生过早地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为了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而且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在他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物理等课程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本身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都有很深的修养，否则我们就无法想象他在气候研究、物候学研究中常常将古诗词信手拈来、恰到好处。他常常说，大学教育主要不是传授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的和反省的精神。因此基础学科要比细密的专业知识更加重要。他说，大学如果只是侧重于应用科学，而对纯粹科学、人文科学置之不理，“这是谋食不谋道的办法”。他谆谆劝告大学生，你们到大学来，千万不要存心以为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作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

　　与竺可桢差不多同时代的那些最优秀的大学校长，从清华的梅贻琦、南开的张伯苓到北大的蒋梦麟、胡适、燕京的司徒雷登等，无论他们本身的专业出身是理工科还是文科，在办学的方向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分歧，归根结底他们都是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上没有那种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者的短视，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得很远，他们把大学看做社会的灯塔、文明的堡垒，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社会各界的未来精英人才，造就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

　　人文主义的缺失确实已成为今日大学教育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前几年广西师大出版社组织一批人文学者选编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以及《大学人文教程》，旨在为现在的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一种读物，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也受到大学师生的欢迎，“大学人文”成了一个流行词汇。但要真正改变理工科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母语素养、人文常识的现状，不是一套书或几套书能解决的。如何给一个技术主义一边倒的时代真正增添一些人文主义的亮度，这不仅牵涉到一些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与整个办学理念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前些日子有媒体报道说，复旦大学将成立文理学院，2005年的新生按专业录取后将进入文理学院，接受没有专业局限的文科、理科大平台的教育，学习一年后再进入专业院系。目的就是要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给学生更多自主的机会，为养成通才做准备。这个消息表明至少有些高校已开始注意到了过分倾向专业教育的弊端。当然，仅仅靠这一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我们的大学需要一个兼容并包的多元的人文氛围。无论如何，通才教育不可缓行，作为第一步，复旦大学的做法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