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国内某些名校的管理特色，可以总结大学行政化的几个共同特征。首先，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大学“管理”的神秘化。每一个领导都喜欢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没有他地球就不转，其实背后的逻辑也昭然若揭：如果大学根本不需要怎么“管”，那还要他干吗？“管”得再卖力，能把大学“管”好吗？事实上，大学还真不需要怎么管。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有两个最不该管的地方，一个是法院，一个是大学。行政化必然使这两个地方变质，使法院不成其为法院，大学不成其为大学。当今中国这两个地方的表现都远不能让社会满意，和它们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倒不是说大学或法院不需要任何规章制度，哪个机构的有序运行都需要一套基本程序规则，但是大学和法院的管理必须限于最低程度，而且管理者和决策者应该主要是教员和法官本身，管理规则也应该由教员和法官自己集体决定。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仅法官不能独立，学者也不能自由，最后大学出不了像样的思想，法院则出不了像样的判决。

    大学之所以不需要行政化，是由大学自身的职能性质决定的。大学的职能无非三类：教学、研究以及各种社会活动，对于国内大学来说包括林林总总的项目、课题、合作、公关等。教学和研究显然应该是大学的主业，最后一类是“旁门左道”，但即使这一类活动有时确实需要学校或院系出面，也不涉及对教员的“管理”。教学需要教务人员处理技术工作，但是具体开什么课主要由各专业教师自行协调决定，基本上用不着管。请问我们能让领导告诉老师怎么教书吗？如果哪位教师不知道怎么给学生上课，那只能说明当初进人进错了，这样的人即便教也教不会。学问则更得靠学者自己去做，学术是做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请问哪个领导有那么大能耐，能“管”出哪怕一篇像样的学术成果呢？

    事实上，大学或院系领导不太可能是一流学者；一旦把心思花在做官上，很难成为一流学者，我们也不应该将一流学者的时间精力浪费在行政细节上。国外大学虽然偶尔也有“学而优则仕”的现象，但是由于大学行政的定位清楚——本质上就是一个服务、协调和联络机构，因而大牌教授很少会动这个念头，除了“院士”等荣誉称号之外很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头衔，名片如果有的话也极为简单，完全不像国内“学术明星”，似乎一张名片正反面还写不完。即便在“官学结合”比较密切的法学院也不例外，譬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法学院主要领导长期是由副教授担任的，甚至担任学院领导成为这些副教授的晋升策略，因为毕竟可以和大学领导“混个脸熟”，将来职称评审的时候对自己有利些。学院领导的“弱势”也反过来巩固了行政的“弱势”和管理最小化——学问、资历、人脉都不如人，凭什么还管那么多呢？因此，国外大学和院系行政的主要任务不是“管理”自己的教师，而是联络校友等各种关系拉钱；经费拉不来，就是领导失职，别扯谈其它。国内同行往往以为国外大学领导必然也是顶尖学者，其实是对行政和学术之间的基本关系犯了常识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