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命个体是有成长周期的，要尊重成长周期，不能揠苗助长，大学是不是也应如此？

 

杨卫：我一直有一个观点，“要享受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人的成长以年为计量单位，我想大学应该以十年为一个单位。那么，牛津、剑桥大学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也就只是八九十岁，我们中国的高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实，也就才十一二岁，还很年轻。

 

同时，人体有新陈代谢，大学也是如此，那么大学应该以多久为一个新陈代谢周期呢？我们来看一下，教师在大学的工作时间一般为20—40年，如30岁开始，任教到60岁。一所大学，一般情况下，大约十年增加更替1/3的新鲜血液，再考虑到文化自身的延续性等缘故，对一所大学来说，十年可以出现显著变化，但是一定很难出现脱胎换骨的变化。这就说明，用十年的时间从世界二流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不太可能。尤其是在我们目前高校的师资水平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的前提下，用十年的时间赶上世界一流大学很难。

 

当然，要强调的是，尽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会很漫长，我们不能因此而不作为，相反，应更加有所作为，而且，必须要有强烈的信念支撑与精神的支柱，因为，如果甘居二流，最好的学生与师资就会离你远去，这无异于慢性自杀。

 

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有目标，清楚地知道实现目标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能将其看成很苦很累的过程，要逐年寻求进步，并享受这个进步的过程。

 

记者：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特征不尽相同，每一所大学是否也应该追求自身的特色和定位？

 

杨卫：国内很多高校都有类似的提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与此同时，北大有“北大特色”，浙大也有“浙大风格”。这正如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生物具有多样性一样，每所大学也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大学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中国的大学产生发展于中国的土壤和文化中，必然要带有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第二，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呢？因为纵览世界大学，美国有美国特色，欧洲有欧洲特色，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且是在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的大学也应该具备和反映出中国的特色。第三，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如果将一流大学比喻成一个群体，那么，应该有不同特色的大学群，我们中国的大学也应该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群，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这个群体可以包含10所大学，20所大学，甚至更多。

 

记者：请您再谈谈大学的创新。因为正如生命个体有前进和进步的动力，大学也需要有进步的原动力与创新精神。

 

杨卫：是的。正如生命个体需要不断产生新的细胞一样，大学也要不断创新、进步。从大学的几个功能具体来说：教学的过程是通过头脑中的建构完成知识传授的过程，建构的过程本身就是创新的过程；从科研与社会服务来看，科学研究显然是创新的，社会服务是一个知识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根据所遇到的情况重新对知识进行组织，这也涉及创新；文化传承也涉及根据现实情况进行适应与改变，这也是一种创新。

 

近些年来，浙江大学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首先从组织的架构上，进行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学院是实体，一共28个学院，现在创新为7个学部总揽下的39个院系实体，而学部为学术决策和行政协调的机构；学校的机关部门也进行调整，业务部门已调整为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科研院、社科院四个大院；教师的管理也进行了创新，以往是一条线管理，现在按照岗位职责分成5个不同类型，教研、教学、研究、应用开发与团队型的；还有，以往博导必须首先是教授，但现在，博导不一定非是教授，比较年轻的副教授也可以当博导。这些都是我们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进行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