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由高校“行政化”带来的学术不自由、抄袭和长官意志等问题备受诟病，呼吁高校去“行政化”的声音日盛，直至“钱学森之问”到达顶峰。如何回应民间的关切，培育出符合现代要求的高校，逐渐被摆上议事日程。2010年，肩负高校去“行政化”使命的南科大组建，引来舆论的持续关注，及至如今全面推动高校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让我们看到了去“行政化”的曙光。

    教育部通报的文件可圈可点，比如，明确规定了高校应当制定章程，并以章程为学校校内“宪章”或“宪法”，界定高校相关事务；再如，章程应明确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规范，还应明确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以及其他学术组织的组成原则、负责人产生机制、运行规则与监督机制，维护学术活动的独立性。

    这些信息都在告诉我们，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给高校“松绑”在不久的将来或可成为现实。而对于高校来说，行政主管机关的“松绑”，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有了充分的学术自由。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在高校章程的制定过程中，高校主管部门仍可介入起草，学校党委仍对章程制定拥有领导和决策权，在审定、审议环节上，也有教育主管部门的身影。

    毫无疑问，在高校章程的制定过程中，高校主管部门仍置身其中，难免有让“去行政化”的努力付诸东流的可能。毕竟，行政权力从来都不会甘于悄然隐退，总会钻取制度的空子挟制改革。因此，要想彻底实现政校分开，我们还需要让体制持续革新，在推行“去行政化”努力的同时，少一些附加在这种改革之上的障碍。

    具体而言，首先是厘清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让学校在经费和人事任命上不再依附于政府，从而倒逼行政权力不再对高校发号施令，给予章程更大的独立空间；其次是构建高校内部民主治理结构，比如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以及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再次就是为社会监督和社会参与提供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