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学校长是否应该放弃科研，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则持保留意见。他说，对于一般院校而言，校长专注于管理而放弃科研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校长如果几年都不做科研，不了解学术的基本发展情况，又怎么能做好管理呢？

 

“当今社会对校长这一岗位性质的认识出了问题。”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学术上的佼佼者。但问题是，学校的管理与做学术都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很难同时把两方面都做好。更重要的是，校长等学校行政领导做学术，可能出现通过行政权力谋取学术利益的现象，从而导致政学不分、权力通吃，最终败坏学校的学术风气。“评价一个大学校长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学术做得好不好，而应该是他管理的大学的业绩优劣。”

 

 

刘海峰认为，大学校长是否愿意继续做科研，本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是由于大家对大学去行政化的期待很高。

 

调查中，91.6%的人期待，大学能进一步去行政化，使行政权力与学术分离，还学术自由发展的空间。

 

“去行政化”一直是当前大学改革的主题词之一。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写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践。

 

时至今日，大学去行政化的效果怎么样？调查中，93.4%的人认为，当前我国大学中行政权力过分干预学术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份为高校教职人员的受访者中，持这一态度的人员比例多达94.1%。

 

刘义坦言，虽然大学去行政化的口号不绝于耳，但就他的实际感受而言，大学行政化的“病症”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发严重了。在他看来，没有具体可操作制度的跟进，所谓的规划免不了成为摆设。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决不只是校领导不进入学术委员会那么简单，关键要看学校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改变，校长等行政领导权力通吃的现象有没有得到遏制，教授、学生的自主权利有没有得到提升。”熊丙奇认为，真正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一方面要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在高校内部要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权与学术权纠缠不清。

 

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改革针对的群体就是当前的高校行政领导。他们是当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与改革话语权。湖南大学校长能够“向自己开刀”，的确值得钦佩。可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向自己开刀”的大学行政领导又怎么办呢？这毕竟只是个人选择，缺乏制度保障。“所以，高校‘去行政化’的阻力非常大，很容易沦为表面上改革、实际上不改革的‘改革陷阱’。”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需要做些什么？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教授治学，行政权力不插手学术事务”（77.4%）与“行政权力不干预学术资源的分配”（77.0%）与。接下来还有：取消高校各级领导的行政级别（59.5%）、行政领导不兼做科研（57.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