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应化所成立所地合作处，主持该处工作的副处长邓鹏飏走马上任。邓鹏飏和周光远等所领导一起，进一步思考掣肘应化所技术转移转化的相关因素。

 

“我们分析认为：第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链上，接近末端链上的开发环节很薄弱，过去中科院的研究所总是试图在开发环节的一个点上进行突破，但往往在‘点’上的这一突破，还不足以带动‘面’和‘线’上的突破。怎么实现科技创新的跨越？第二，技术转移转化需要一个载体或者平台，它不但需要基础应用的人才，同时也需要工程技术的人才。需要制度创新，让各种人才都能在这个载体或平台上和谐共处，这个载体或平台是以产业链的高端为目标。第三，这个载体或者平台要长治久安，不能让科研人员开发出成果之后，总是整天背着个大展筒或电脑包，汗流浃背地满世界乱跑。”邓鹏飏对本报记者说。

 

回首历史经验教训，当年的“长春热缩”几经沉浮，但公司从应化所剥离出去之后，应化所本部的辐射化学也人走题散，没有了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使辐射化学的基础研究日渐萎缩。应化所在彻底进行公司人员剥离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来有着相当优势的辐射化学这个学科。

 

“其实最优化的选择应该是各安其事，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应化所不要进行太多干预。公司若是非要做‘冷缩’，和‘热缩’不太一致怎么就不可以？”邓鹏飏说，就具体的学科而言，它对企业的支撑不应该只是一时的作用，企业要借助学科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它成长壮大了就要反哺科研。科研人员得到足够的经费，就能真正沉下心来做科研，重新钻进“象牙塔”。

 

“目前在我国，拥有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那些高端人才，要么是从研究所转出去之后，转到产业圈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要么永远都是孤芳自赏，封闭在自己的科研学术圈里。在这两个圈没有交汇点和共同点。”邓鹏飏诠释说，“我们现在的意图，是让他们既能走得出去还要能转得回来。但究竟走到哪一步、走到多远就转回来，才是最好的时间和路径？如何才是最对的方程式？我们目前也没把握，这正是我们要探索的。”

 

邓鹏飏推心置腹：“构建产业化有机衔接的链条，我们做管理的人要多费心思。那些与地方合作成立的企业，其运行和管理过程的琐碎事务，尽量不要让科研人员烦心，要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科研——企业的运行和管理，对他们可能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只有科研本身才是他们轻车熟路的驰骋天地。如果科研人员舍本求末，过多涉猎自己不熟悉的经营管理层面，他就极容易犯低级错误。而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由我们替他担当——我们是他的娘家人。”

 

前不久，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接受记者访谈，从创新一批产业到创新国家体系阐述了他的观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更加注重其经济意义，其目的是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拉动力，衡量的标准是产业经济规模的大小和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高低，以及对本国GDP的拉动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出，将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将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结合在一起，内涵更加丰富完整。

 

看来，我国要形成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应用化学国家队就不能坐而等闲，必须不断积极探索，在蓄势待发中“储能”，应该并且可以“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