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科研机构而言，领导的压力还不止这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国内或国际同类型研究机构的竞争。

 

“我们所准备招进的一位海归，谈好了来所里任职，结果他回国转了一圈，有另外一家机构给他提供了更好的待遇。除了承诺给他生活补助外，还能提供更多的科研平台和建设资金。一个优秀的人才，可以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可我们经常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

 

这位所长诉苦道：“如果我们吸引不了高水平的人才，不能组织更好的队伍，自然也不能建设更先进的研究平台，研究所过去的优势就会慢慢消失。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很快，不论哪个领域，其变化速度不易预料，有的领域几个月就会出现新成果。若某些研究同时起步，不能争取快速出成果，就被甩下了。如果人家先发表了文章，你不论实验多快，即便论文写作没有跟上，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也失去了价值。课题组长们心里根本不敢松懈，每天都尽可能阅读最新的专业杂志。”

 

除了研究工作需要快速推进外，研究所离退休人员也经常会来找领导。

 

“现在国家政策上给离退休人员涨工资开了些口子，他们过去对研究所也确实有贡献。但国家财政预算中，每一笔钱都有用途，并没有给研究所提供这笔给老人提高待遇的钱。怎么办？我们很为难，不知道从哪里找钱来弥补这个缺口。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会每天坐在你办公室谈话，你什么也干不了。”

 

然而，在应对各种局面的同时，有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会自发性组织起来采取一致行动，瞄准某个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如在中科院微生物所，有若干研究人员同时在不同角度围绕T细胞工作，希望从免疫学角度弄清癌症形成机理；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有若干研究小组在不同点位围绕肝炎展开研究，期待摘除中国肝炎大国的帽子。毕竟，作为科学人，他们渴望实现美丽的科学梦想。

 

 

基于种种诉求，中国科学在政府层面得到了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有很多科学家和管理者甚至说：“现在做科学，钱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国家对科学的管理，更多表现出长官意志和浓厚的行政色彩。对于这种管理方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课题组给予了深入研究。

 

她表示，科技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的绩效管理；二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但在中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两种不同功能的管理严重失衡，表现在政府管理的强势与科学共同体管理的弱势，并且政府管理的强势并非表现在绩效管理方面，而是替代科学共同体的管理。这是一种政府管理上的“错位”现象。

 

其结果，是政府对科学的管理迷失在掌控项目的深渊里，而非制定有效政策和措施推进科学发展。

 

面对仍有问题的管理体制，科研工作者呼吁改革管理体制的同时，更多地在思索如何解决国家或科学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他们懂得，若想立足科学谋生，必须首先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必须作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一位中科院领导近日介绍，经过实施13年的知识创新工程，在国家的支持下，中科院进行了一次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主要做了3件事：对科研队伍进行了重组，改变了由“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局面；对科研平台、科学家办公条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对科研布局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他说：“未来10年，中科院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建立先导性科技专项，继续发挥中科院在国家的引领作用；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建立不同类型的交叉科学中心，以期作出重大科技成果，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