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举行，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所大学的校长齐聚清华园，热议“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外大学校长们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缺对科研、教学的卓越追求，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缺全球化视野，也有人认为缺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在笔者看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什么都缺，缺钱、缺物、缺人才，缺精神、缺文化、缺态度……但最缺的还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对接的管理体制。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是在自由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里生成的，大学享有广泛的办学自主权，政府与大学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政府不会随便对大学发号施令，即便是政府对大学提出一些要求，也要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答不答应，大学绝不会随政府的指挥棒而动。而我们则不同，政府一方面高喊遵循教育规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却强化行政管理、向大学发号施令。就在清华校庆典礼之后，教育部就第一时间发出了红头文件《关于教育战线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向全国各高校提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当然，总书记的讲话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各个大学也有自己的学习安排，但似乎并不需要专门发一个红头文件号召大家集体行动。

 

现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用红头文件来管理高校的做法越来越成为了惯常性态势。一份接一份的红头文件如雪片般飞来，让大学应接不暇。就笔者供职的大学，一个月就能收到来自教育部、教委的红头文件达60份之多，有要求政治学习的，有要求上报材料的，有要求接受检查的。就这样在行政部门无微不至的红头文件“关怀”下，大学的行政化极力膨胀，大学的负重也越来越多，能够落实的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少，我国的高校逐渐丧失了办学的活力与自由，人才培养趋同严重，千校一面，我们的大学也就这样被“管死”了。纵观世界，如此管理大学的少之又少。难怪，像钱学森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杰出人才“冒”出来，大学的办学水平不见增长，应该说这与行政部门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按理说，大学是独立的学术机构，有着自己的办学逻辑和发展规律，用不着行政部门指手画脚，这一点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历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些享誉世界的高水平大学是按照“探索—创新”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内部客观力量积累的产物，包括政府在内的外界力量无法进行任何方式的控制和干预，政府也没有理由对大学有任何形式的目标设想和价值定位。我们的大学则恰恰相反，由政府一手主导。应该说，政府行政管理介入高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严重伤害了大学的学术自主性。比如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一度让大学变得“支离破碎”，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一些大学的历史渊源被人为切割。另如，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推进大学规模扩张所引发的学校资源短缺、教学质量难以控制、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得到科学的解决。这些都是大学不能自主、政府一手包办造成的后果，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有人总结说，大学自主权是大学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也没有了，就不能成为大学。诚然，尽快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行政部门的管理。所以，建议划清教育部、教育厅等部门与大学的界限，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大学的归大学。因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布鲁贝尔说：“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大学是一个学术自治团体，故而大学的事情由大学做主，由教授做主，由学生做主。政府应该远离大学，而不应该与大学纠缠在一起，对大学由谁组织、谁管理、谁评价等基本问题有个彻底的了断。

 

有人会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大学隔离以后，教育部、教育厅等做什么？笔者以为教育行政部门是通过发布情报信息、批准规章制度等手段对整个教育提供指导与服务的机构；是争取国家各部委支持，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宽松环境的保障机构。所以教育部等部门主要以负责整体教育资源协调、基础教育发展等为宜。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事情最好交予第三方机构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负责，大学内部的事情由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负责，保障学者、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或许只有这样，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才不再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