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在参加了以“大学治理”为主题的分会场讨论时总结道，关于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问题，是校长们讨论的热点。

 

他认为，对于“什么是自主权”，事实上并没有被清晰地界定。他向记者表示，“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绝对的自主权，因为大学的自主权到底应该限定在什么范围之内没有标准。”杨玉良向记者说，“但对于中国来讲，我的感觉就是相对而言我们管的比别人要多，我们的大学自主权与别人相比就少一点。”

 

杨玉良进一步强调，尽管因为大学资源必须要有来源方，因而总会对大学自主权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没有绝对的自主权，但是总该有一条底线。超过这个底线的，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应该干涉到校内的管理，“比如说一些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的设定权利，包括学科划分，甚至招生时的学科分布等。这些应该是大学主动与社会相接轨，而不是倒过来给大学很大的压力”。

 

对于大学的独立与合作，汉密尔顿有着独到的解释。他说，大学（University）这个单词的前缀“Uni”，实际上就是“你”和“我”（U&I），大学并不是一个独立体，而应该是一个不同要素的组合体。

 

除此，汉密尔顿也分享了几个世纪以来牛津内部的管理经验。他说：“我们大学有些部门有着自治的传统，并且它们的自治程度非常高。这样一种自治、自由的风气有着很好的作用，它能够推动自由、开放并且激烈地进行辩论，而这正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变化的大学的最大特征。同时，所有这些牛津大学的组成部分虽然都彼此独立而且相当活跃，但同时它们也组合成了一体，形成了我们的牛津大学。”

 

在大学的内部管理方面，杨玉良同样提出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就像当初西方大学制度进来的时候，包括蔡元培和梅贻琦先生等前辈教育家马上就注意到，完全取消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书院方式，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了中国特色。所以后来，在蔡元培先生管理北大的时候，实际上引入了一定的中国传统书院的管理方式，这样的糅合，使得一所大学既能够与国际接轨，同时也能保持非常鲜明的中国特点。”

 

对于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差别可能会对大学国际合作形成的障碍，顾秉林认为，应当认识到这些体制障碍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他同时表示，对清华而言，解决办法的逻辑来自于清华的做事方式——“行胜于言”。“我们先从全球教师和学生交流入手，在这方面受的体制约束较少，逐渐地，我们从这方面过渡到更多地推动科研合作及教育合作项目，如联合学位，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消除合作障碍。”

 

顾秉林同时强调，我们有信心在落实教育改革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很多体制机制的障碍会逐渐消除。

 

 

大学作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摇篮，是欧洲中古时代留给后世最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已有800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科隆大学等，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

 

历经数世纪的变迁，大学的职责和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扩展。除了人才培养，今天的大学还是探索未知、认识真理的殿堂，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高地，分享成果、交流合作的平台。

 

刘延东在峰会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大学在引领社会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创新。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与时俱进、注重内涵、突出特色、拓展功能的大学能够始终与社会保持良性互动，从而跃升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这样一个历史进程深刻地启示我们：大学只有适应社会和世界的变化，主动融入社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彰显更大的价值。”

 

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的重大变革有目共睹。在峰会主题演讲中，顾秉林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柏敬诺（Robert J.Birgeneau）均表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众多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和老龄化、粮食安全、流行疾病、贫富差距、重大灾害、公共安全和暴力冲突等。

 

“这些问题都需要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找到解决之道。”柏敬诺进一步强调说，大学是可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场所。因此，大学各学院之间需要密切交流，同时，大学也要和各个社会部门建立联系来实现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