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学体系的形成，得以为共同解决全球问题和挑战作出更大贡献。然而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社会政治结构的差异，则是“硬币的另一面”。

 

顾秉林认为，这要求今天的大学除了做到传统上在教育、研究、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平衡外，探讨其使命时还要增加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即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地化之间取得平衡。

 

“大学要在与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的同时，确保自身独特文化与传统得到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来说，这个挑战尤其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的浪潮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消费者行为，到研究的议程无一幸免。虽然全球化给大学带来了很多好处，但这个过程也带来了与大学原有文化和传统不合的价值观念和风格。”顾秉林在演讲中说。

 

杨玉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的世界形势下，中国到底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并且能够到世界上去推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杨玉良认为，对于我国而言，实际上是要考虑一下，我们中国的哪些东西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然后用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去影响整个世界。这需要大学承担起很大的而且是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责任，因为只有大学有如此众多的学生和教师，他们在非常大规模地跟世界发生交流。

 

“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世界人民包括学者都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他们更多地理解和懂得中国人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这样一来，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包括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和谐，而不是充满矛盾和危险。”杨玉良说。

 

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校长顾秉林回顾道，清华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今天的清华大学，依然是一个鼓励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同时他强调，清华大学也清醒地看到，在学习和吸收来自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坚持和发扬一直以来滋养着清华大学成长发展的独特文化根基，这不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责任，也是对世界文明的责任。

 

“人类文明的繁荣依赖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文化与传统的差别可以成为争论与冲突的来源，但也促进我们共同学习和发现。”顾秉林引用中国先哲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倡导各国大学秉持这种精神，使大学变得更好、更强，从而有能力来完成推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和谐的光荣使命。

 

对于保持大学自身的独特传统，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认为如何将大学的“老”与“新”有机结合，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汉密尔顿举例道，作为一所诞生于中世纪、在英国小城建立起来的大学，牛津的很多建筑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因而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保护这些大楼几百年的风貌，同时又要保证能耗的减少。此外，牛津还要确保其所承载的古老传统不会消失。

 

对此，汉密尔顿带来的经验是，“不仅仅要遵循传统，而且要不断地创新。这样一种做法对于整个大学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我相信对于中国的所有大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将传统中最好的部分和创新结合起来，是牛津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因此而肯定牛津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全球化与本土化，遵循传统与创新谋变，在全球大学体系中，世界各个大学的合作交流与自身发展，都在不同方面展现出个性的差异。其中，不同学校组织与管理之间的差别，是本次峰会大学校长们重点讨论的议题。

 

顾秉林在演讲中表示，如何解决跨越国界合作中不同大学组织与管理之间的差别，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新的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很多大学希望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不管是培养跨国公司领导人，还是破解DNA以找到癌症的治疗方法，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全球化的问题需要全球化的解决办法，这种全球化的解决办法就需要各个领域中具有全球观的领导人物间的合作。”顾秉林紧接着强调，“与此同时，不同国家的大学往往组织结构不同，按照不同的管理模式行事，更不用说语言的差别所带来的挑战。这些差别给合作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千万不能被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