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太平洋大学联盟主席杨祖佑对此深表赞同，他说，文化交汇是联盟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在各个大学间构建合作关系，推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及全球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汇是世界大学构建全球知识网络的必然结果。

 

对于全球知识网络的形成，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分析，从历史上看，全球知识活动的分工从地理上是不均衡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相比，发达国家的大学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活动中，往往为自己设立更加宽广的使命，并具有更强的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由于能力和资源所限，往往只能满足本地知识活动的需求。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版图也在发生变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发现，他们要想更好地为本地服务，必须加入全球化的知识网络。

 

对于世界大学面临的全球性挑战，顾秉林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也给世界各地的大学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和财政压力，许多大学的预算被削减；大学的形象也从象牙塔转变为和企业、社会合作进行知识交换的市场，公众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批评的声音则越来越强等。

 

由此，当今大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

 

 

“通过一些包括教学、研究和服务在内的基本行为；通过培养高技术的人才，使他们能够在经济、政府和社会服务中任职；通过创造新的知识和技术；通过推动社会运转，为社区和国家提供服务，我们都能够直接、迅速地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这都是我们的目标。”南非开普敦大学校长普莱斯（Max Price）在演讲中给出了上述高校服务社会的多种方式与途径。“高等教育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作出卓越贡献。”他认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后，南非的大学开始融入全球化。普莱斯同时指出，在提到中国和南非的大学加入全球大学体系的时候，就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什么？通常，一个体系是以共同的规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的，那么全球大学体系的规则和价值观是什么呢？

 

普莱斯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开放宽容的思想，鼓励创新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当今大学共同的价值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当今大学具备了一种功能，就是“保护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条件”。

 

他进一步解释道，“开放的社会”，意味着科学家都应当以真理为基础开展科研，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他说，这个价值基础在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领域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学术分析家和社会学家，都要确定他们的研究成果是有利于学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在社会决策方面，只有经得起民众考验，只有允许不同思想的碰撞，才能保证决策的质量，才能确定我们的决策是最合理、最科学的。确保思想自由的交流，使他能够影响政策的制定，这就是“开放社会”的精髓。

 

由此，大学作为知识的权威担负起了一个独特的责任，不仅能够为社会提供服务，还应当为社会进步提供思想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