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日趋严重是不争的事实。要改变这个状况，首先需要弄清原因所在，才可能对症下药。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出台一些似是而非的政策，总让人感觉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首要动因是对于GDP的追求。众所周知，对于GDP的热情曾经是全民性的。如果说行政部门是追求GDP的数量指标，体育界是追求奥运会“金牌第一”，那么，在大学中的反映就是对于论文数量的狂热追求。我们过去总认为，内容是重于形式的，但事实上，在某些时候，内容的认定只有在形式达到极致之后。2008年奥运会上中国取得金牌第一时，我们才突然发现中国根本谈不上是“世界头号体育强国”，在全民体质上，甚至低于一些二流体育强国，所以近两年，“全民健身”成了新的口号。而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老百姓的收入、他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和增强。于是，今年开始，从国务院到地方省市已经将原来的GDP标准转向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此时，中国大学究竟何为呢？也许从乐观的角度看，改革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现状的契机已经出现。因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加上国内刊物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按照英国皇家学会的预测，2013年中国在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形式上的虚荣得到满足后，下一步自然应该是内容上的充实和丰富。表面看，追求论文的质量仍是“重科研”的表现，离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诉求依旧有距离。但其实，只有当大学的科研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以后，才具备了改变“轻教学”局面的前提条件。

 

具备前提条件并不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像前不久媒体报道的沈阳师范大学“教学为主”教师岗的设置，就不算什么“新闻”。因为至少十几年前，有的名校就着手相关的操作，随后其他大学中的仿效者也不少。可中国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恰是在这样的所谓“创新”之下变得愈演愈烈的。最近有关浙江大学设置“求是特聘教学岗”的报道，也明显夸大了实情，其中对未来效果的预测，更是显得过于乐观。因为只要将据说待遇堪比长江学者的“求是特聘教学岗”的数量（报道上说是6人）与该校的长江学者和各类特聘教授的数量对比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下中国大学管理上的两种倾向相当明显。一种是不顾一切地重科研成果的数量，以“军令状”的方式管理科研，我行我素，对社会的走向、大学的未来以及社会上各种回归教育本质的呼声置若罔闻。这种兼及近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GDP式的政绩追求的表现。这对于大学教育的负面影响已经显露，并且会在不远的将来充分暴露。还有一种是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但又不愿意放弃原来的思维和可能的利益，于是取两相兼顾的姿态，既重科研数量，又想保教学质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

 

前者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本不必多说，但是在质疑和纠偏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矫枉过正的问题。现在，无论是媒体，还是有些大学内部，呼唤重视教学的声音似乎走向了大学唯有教学合法，其他都缺乏合法性的另一个极端。这种将教学与科研对立起来的观点，固然有着善良愿望的支撑，但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基石。不要说当年洪堡改革柏林大学时是如何确立大学的基本原则的，就是现如今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即便以所谓社会“服务器”为号召的斯坦福大学，也同样没有任何放弃科学研究的念头。难道中国大学真的要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性”吗？其实，从课堂教学过程看，研究的重要性也是随时体现的。没有研究经历、研究水平不高的教师，只能是讲台上的空洞的表演者，而不可能成为人生的引领者、思维的启发者和新知识的传播者。在现有知识中打转，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的魔术师。通俗地说，大学放弃了科学研究，就只能沦为“后中学”。

 

关于后一种方式，如果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想，那肯定就是无奈之举或者权宜之计。从本质上说，追求论文数量与大学教育是相悖的。片面的数量追求就必然以忽视质量为代价。反映到教学中，当然就是只注重课程的数量而轻视课程本身的质量。再往深层说，数量追求是将教师当成生产机器，把科研成果的生产当做流水线作业，教学过程也不例外。教学只能是注重课时量，注重外在的规范和标准，学生自然也逃不脱被机械化、标准化的命运。总之，一边追求数量，一边又强调教学的重要，是不可能达到彼此相得益彰的预期的。

 

当然，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在自主权尚无法落实时，有关部委政策的切实改变以及对于大学评价标准的及时调整就是关键。对大学本身来说，如何主动地通过体制创新抓住改革大学“重科研，轻教学”现状的契机更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