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童兵是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学，师从甘惜分教授——全国仅有的3名新闻学博士生导师之一。半年时间里，童兵曾看了四千多篇论文。即使是这样，面对7名答辩教授，他仍然相当紧张。

 

童兵于1993年成为博导，1999年后至今，他经历了博士学位的含金量急速缩水的过程。

 

一组统计数据是，截止到1999年8月30日，中国共授予博士学位5万余人；而截止到2009年8月31日，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3万余人。十年之数，远超过去20年5倍有余。巨大的增幅出现在1999年“扩招”之后，如今中国的博士“年常量”在4.8万人左右，已经成为超过美国的博士大国。“扩招”被认为是“学位大跃进”和学位贬值的直接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直到1999年6月，招生计划还未定下来。最终当年扩招52万左右，比上一年增长47％左右。到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增至1900多所，一半以上是扩招后新增加的学校，其中一大部分是中专升上来的，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自然难以保证。

 

几年之后，“扩招”的影响终于显现。2005年以后，教育主管部门开始控制大学招生数量和硕士、博士点的增长规模。另外，近几年教育部的各项措施也正在规划化、细微化，比如博士质量调查、博士授予点评估等。

 

但一些学者认为，如果不在学位制度上给予改革，这些技术措施难以挽救“学位大跃进”的现实。而在培养人才上，也难以做到自主。

 

知名性学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说，比如每年要招够两个博士生，招一个就算没完成任务，要扣钱；碰不上好学生，也不能不要；课程设置完全由不得他，比如“性社会学”这门学科原本并不是很多人想学，但因为和课时考核挂钩，“不得不大班上课”。甚至把社会学和人口学合在一起考，“这不是胡扯吗?两个大的学科合在一起考，让人怎么考?”学者们希望通过包括学位授予权在内的自主办学，用市场的手段，来调整教育的增长和分配，从而消融学位大跃进之忧。

 

据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记者透露，他希望教育部能够批准他自授学位，目前他正遵从教育部的要求，拟写一篇报告。他的设想是，南科大培养的学生，只要社会承认——毕业后能够表现出良好的专业能力，那么自授学位的理念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国家学位制度的状况就能有一个新的突破。

 

而纪宝成的建议可能会更容易得到主管部门的认同。这份建议并不强调学位授予权属于国家还是学校，而是强调“确立国家学位最低标准，采取国家认可下的学校学位模式”。

 

这一模式意味着取消颁发国家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制度，国家仅仅对学位的授予标准制定最基本的原则、标准和程序；学位授予单位(一般指大学或科研单位)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自行制定学位授予规则，颁发学位。这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从审批改为宏观上的行政指导，从而使学位授予单位在学位授权审核、学科设置、学位评定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事实上，接受记者采访的数位专家和大学校长都对学位制度改革的前景表示一定程度的乐观。“毕竟高校自主办学已经是社会各界的共识。”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