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吴文俊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中国科学家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这些曾经引发国际科技界广泛关注的学术成就，当年都首发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月7日许多学者则对媒体坦承，“如果我有好的学术文章，我更倾向于投到国外本领域的期刊上。”

 

面对优秀论文外流这一尴尬局面，4月7日上午在京发布的《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发展报告（2011）》分析认为，我国的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出我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水平，优秀论文外流拷问科研评价导向机制。

 

资料显示，国家对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经费的持续投入，使得我国科技产出迅猛发展。近10年来，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大幅增长，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国际竞争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方式受到世界关注。

 

《报告》认为，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科技发展真实水平的原因是，国内不少学术研究和管理评价机构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国际显示度与影响力，制定了针对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例如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各种奖励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学者投稿首选国外高影响力期刊，造成大量的优质稿件外流”。

 

“如果不改变当前的科研评价导向机制和政策，倡导国内学者和专家将优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国内期刊，论文外流现象势必进一步加剧。”《报告》分析认为，由此将导致国内期刊无法获得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权，期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

 

事实上，在我国大量外流的科研论文中，不乏极具科研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一流论文，这一点从中国作者在国外若干领域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迅速增加中可见一斑。

 

一组数据可以为此写下注脚：近年来，美国《工程学与科学中的计算机建模》在JCR（《期刊引用报告》，全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影响因子为4.785，2000年时还未发表中国作者论文，2008年发表中国作者论文数量达33篇，占该刊全年载文量的16.7%，份额列美国之后。在材料科学领域，2001年《纳米快报》（美国化学会主办，在JCR材料科学期刊中排名第六）发表中国作者论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长到72篇。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4月7日上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表示，“学术论文我们不叫‘外流’，我们鼓励学术论文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他同时反思，“大量的论文没有登在中国的期刊上，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办刊的质量还不是太高，主要是学术论文信用方面出了问题，对好论文缺乏激励举措。”

 

“吸引好论文，培育好作者。这是我们下一步努力要做的。”冯长根说。

 

“过分注重量化学术指标，也引发了学术不端。”《报告》同时认为，在重视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为了应对各种考核评价，研究生为了顺利获得学位，已不再仅仅出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而发表论文，而往往带有晋升职称、评选优秀、获得项目资助和奖励等功利性目的。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其实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忽略论文及科研成果实际价值的学术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 《报告》对此一针见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们看来，正是由于过于追求量化学术评价指标、评价结果与职称、考核“挂钩”的结果，使得整个学术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中，甚至成为引发一稿多投、同一学术成果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现象的主要根源。

 

《报告》指出，在期刊的分级分类评定过程中，过度依赖量化评价指标同样带来弊端。在量化指标成为学术质量主要衡量准绳的情况下，某些期刊为了提高相关指标，不择手段，采取一些不客观的人为方法提高某些指标，完全成了评价指标的“奴隶”。

 

由此产生了一些怪现状：人为干扰参考文献引用，要求作者多加引用自身期刊的参考文献，以此提高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为提高基金资助文章的比例，对无基金资助的论文拒之门外；为缩短报道时差，不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稿件处理速度，而是注明修改稿定稿日期作为收稿日期，并不注明收到原始稿件的日期，以此获得较短的报道时差。

 

“亟须建立健全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评价环境，使评价体系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这也是国内期刊提升学术质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作者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