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西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杀正院长并焚尸”的消息被广泛报道。其实，自从发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杀师案”、“华中科技大学肖传国雇凶打人案”之后，这类凶案在大学中似乎也不意外了。在高校未对凶杀案原因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凶杀案的残忍程度升级、引发原因多样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在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这样的事情无疑是偶然、个别的事件，只是审视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目前我国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形态，我们很难说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不普遍。对事件的反思，笔者以为起码应该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该从目前的高校干部选拔标准及方式方面来反思。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级和中层）基本上都是按照社会性的行政领导干部的标准和方式选拔的，这种选拔标准和方式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有许多硬性条件，比如年龄、学历、职称、资质（下一级职务年限）等。二是主要由组织部门来操作，逻辑是“组织部门干部的素质是高于常人的，他们可以在干部选拔中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能够把合适的干部选拔上来”。然而，多年来的社会实践表明，这种将希望寄托于“领导高明”基础上的“伯乐相马”机制，不仅缺乏现代文明的理论依据，具有“人治”社会的特征，而且也包含着“人息政亡”的风险。九江学院的“官杀案”提示我们思考，这种社会性的组织工作原则，是否适合于高校中的干部选拔？如果在大学中沿用社会上的“选官”机制和原则，社会上的官场弊端也必然会被带到大学中来，大学的本性会在“官本位”风气的冲击下变得世俗和功利，大学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学。

 

其次，应该从大学行政化的方面来反思。

 

近些年来，行政化意识和风气代替原来的政治化意识和风气，成为大学领域中的核心观念和思想，促使大学中的制度也向行政化方向倾斜。原来约束政治化制度的意识形态规则随着政治化体制的消失而淡化，新的能够有效约束行政化的规则又没有建立起来，大学的行政机构在精神和形态上越来越像衙门，教师和学生则越来越像被这些衙门管辖的“子民”，一些领导干部（校级和中层）也习惯了颐指气使，发号施令。领导的辉煌不只是理论上的，更是实际上的。比如：在学校的岗位津贴和教授评级中，领导无疑都是最高的；在“教学名师”、“学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的评选或推荐中，领导无疑是要优先的。“教学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荣誉性机构，则基本上都是由官员组成的。“仕而优则学”、“仕而优则利”、“仕而优则名”，是如今高校中“靓丽的精神风景”。正是由于“官们”身上集聚了太多的利益、荣誉和恭维，给人们进行了“只有当官好”的现实示范，教授争当官，在如今的大学中已经不是意识层次上的问题亦即是否好意思去“争官”的问题，而是技术层次上的问题亦即为了能当上“官”或当上更大的“官”，如何不择手段，选择黑、白、黄道方法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九江学院“官杀案”，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第三，应该从大学精神碎片化的方面来反思。

 

数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提出了“社会断裂”和“社会溃败”的理论，他的理论既适应于解释社会的现象，也适应于解释高校中的现象。这种理论表明，由于社会中的制度和文化缺陷，使社会的结构发生断裂，社会肌体发生溃疡，某些社会组织中的人们，其精神已经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群碎片。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已经没有了由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凝结成的目标或方向，而是“各自为战”，自己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具体到大学，就是大学中的人们并没有形成大学是“知识或学者共同体”的共识和信念，而是按照自己的大学想象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原则。由于学问或学术并没有成为大学人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在现在的大学中，学术论文抄袭、剽窃现象极其普遍，学术腐败现象也司空见惯，大学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治学（极少数人）、谋生（绝大多数人）、谋官者们集聚的大杂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