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玉良的讲述中不难发现，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将成为复旦“立宪”的重要内容。

 

“复旦大学起草大学章程，是‘985工程’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征程中的重要步骤，是大学制度建设的重大举措。”在陈武元看来，只要制定并落实好大学章程，就有可能解决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的问题。

 

朱永新认为，大学有三个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市场权力。

 

“三者应该在高等教育内部得到有序的平衡。每个权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谐地发展。”朱永新说，“目前来说，行政权力太大，大到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难以为继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调整三个权力的结构——相对削弱行政权力、壮大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

 

“复旦大学让更多的教授进入学术委员会、让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员退出学术委员会，可以说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分离的行动之一。”在朱永新看来，大学“去行政化”还需要许多其他行动。比如，大学校领导和院系领导在担任领导人期间，不要评职称、不要拿科研项目、不要拿各种奖励，就是通常所说的“官不和民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比不参加学术委员会还要重要。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学校内部的事务，而利用学校内部资源去学校外部争取个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复旦大学的改革会面临一些“习惯性”障碍。“因为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权力，另一部分人会获得权力，失去权力的肯定会不适应、不乐意”。不过朱永新认为这些问题通过制度建设自然可以解决。

 

陈武元则认为，大学在进行内部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资源如何科学、合理配置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根据责权对应的原则进行处理”。

 

陈武元提到权力与利益紧密相关，而利益冲突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利益冲突越大。因此，“大学内部的‘横向分权’比大学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纵向分权’更难”。

 

“纵向分权更多是卸责。”何雪莲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鼓励高校创收，鼓励经费来源多样化，实行高校属地化，实行学费并轨，不再对学生统包统分，通过把经费、学生就业这样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推向边缘、基层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责任和危机，而保留的则是控制权。

 

“横向分权更多是自裁，是实打实地丧失领地，行政资本和学术资本不再互搭梯子，学校官员不再通赢通吃，对学校官员来说，分权等于是自宫，难以下手。”何雪莲表示，“问题在于，即使行政领导层主动自宫，长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还要等上很久很久才会在心理层面消失，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要花上很久的时间才能从官僚体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轨迹。这是最大障碍。”

 

 

在对外宣布复旦“立宪”时，杨玉良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大学需要理想的灯塔照亮现实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赞同，他说：“仅仅当理想主义者是不够的，校长应该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朱永新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着怀抱梦想、追求卓越永不放弃的冲动；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国的现实和学校的现实，不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根据校情、国情来考虑问题。

 

“理想很重要，但是对于我国长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关系还是要考量的，仅仅有理想是不够的。”朱永新说。

 

那么，如何才能让理想照进现实？

 

“复旦大学当前改革约束的是行政权力，突出的是学术权力，背后秉持的是学术自由的理念。”何雪莲建议在大学内部结构治理方面再突出两个理念。

 

一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何雪莲指出，对学术权力的强调无意之中遮蔽了另一个主体——学生的权利。国内高校在对外宣称时，无非是宣传业绩（有多少博士点、重点学科、国家实验室、精品课、科研经费、科研成果和奖励），而国外高校宣传的，却是如何对学生用心（教学和课程资源的丰富，学校网络和交通的便利，校园生活的多彩以及师生关系的融洽）。

 

“一所有作为的大学非常清楚，学生与教师同为大学荣耀之源，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用心善待学生。”何雪莲说。

 

二是经营大学的理念。

 

在何雪莲看来，大学在当代，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而且还是“知识的经营体”。大学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学校长要有经营意识。“在美国，校长这个职位本身是个筹钱的活”。

 

“经营大学在当代尤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经‘喂’不饱大学，另一方面，政府‘包养’得越少，大学自主的空间就越大。”何雪莲说，“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质和声誉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取较高的科研经费、社会捐资及其他服务收入，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活力和水准。目前国内正在探索的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制度，正是体现了经营大学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