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高校中实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主导大学发展倾向，产生了“学术本位”与“官本位”的价值冲突，“学术意志”与“权力意志”的权力冲突，“学术群体”与“行政群体”的利益冲突，这引起了包括学者、大众在内的社会广泛的批评和诟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一时间，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的大学体制内部实际存在四种权力：第一种权力是政治的公共权力，由党委行使；第二种权力是行政管理的公共权力，由校长行使；第三种权力是学术的公共权力，由教授及教授代表共同行使；第四种权力是民主的公共权力，由教代会、职代会行使。正是由于当前高校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行政权力对学术公共权力的替代甚至挤占，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质疑和批评。然而，大学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的大学之中，但其根源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发端于社会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现实土壤，传统社会形成的集权价值文化和行政主导的社会运转结构迫使大学“被行政化”。

 

从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诞生之日起，中国高等教育就与世界现代大学的兴起发展迥异。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奠基在深厚传统文化、集权政治的基础之上，与世界大学相较，历史起点与发展背景截然不同，功利色彩浓厚，价值追求色彩淡薄。尽管历史上曾有西南联合大学这样以学术报国为最高追求，在治理结构上以教授委员会为最高权威的杰出高校，但西南联大毕竟是特殊环境的特殊产物，不具普遍意义。而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以高等教育发展程度最为成熟完善的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的历程较少受政治、行政的约束与限制，耶鲁大学等杰出高校的兴盛便是最好的例证。传统社会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浸染和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发展管理范式造成了今天高校行政味道浓厚的状况。

 

大学作为知识文化创造传播的集合体，其根本核心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崇尚“学术至上”。这必然要求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结构中占据权威位置，以教授为代表的教授委员会来积极行使学术权力、管理大学事务是大学的本质要求，也是大学发展的必然。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当今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和公共精神的缺失使教授治校蒙上了一层阴影。当下，行政主导的发展模式日益将生活在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被动裹挟进工具理性的牢笼，功利主义高涨，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独立遗世精神和济世担当情怀日益让位于世俗社会的利益追求，争得更多现实利益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不二选择。在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教授不愿“治校”的不良倾向，缺乏对学校的归属认同感，主人翁意识淡漠。而且，当前大学的发展环境日益复杂，同大学诞生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单纯依靠学术权力肯定无力解决大学现实发展中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