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受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委托，王小凡又组织了由14位成员组成的海外评审委员会，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69位研究人员实施国际评估，主要评价他们在过去5年的科研进展和对未来5～10年的规划。评估前，每位受评者先提交一份英文书面报告，内容包括概述、研究总结、简历和代表性著作。每位研究人员最后的评估和打分则是由评委会全体成员根据评审过程的综合信息做出，最后会为每位受评者作出1～5页的评议报告。这次评估的最终报告长达118页，不仅是对清华大学生命医学领域过去一段时间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这是清华大学也是全国大学中，第一次实施全面、系统的国际评估活动。

 

王小凡说：“在这些评估活动中，接受评议的主要对象是进入研究所3～10年的研究组长，他们都有较好的国外教育和研究背景，回国时得到了国家、工作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是研究主力和未来发展方向。对回国3年以内的人员，基本上不进行评估，主要是给他们机会和时间。但3年后，就应该能显示出其自身潜力，也就适合进行评估了。”

 

 

“在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我们已经是全球总数第二了，现在应该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对具体科研领域的影响、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贡献了。”

 

对于评估活动，公正、透明的组织形式是取得良好效果的前提，但更为重要的，是评估时合理的方法和内容。

 

以前我们国家做科研评审时，无论是个人还是研究机构，大都会作这样的总结：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少；对于机构来说，还要强调有多少院士，多少正教授、副教授。王小凡对此评价：“这样的总结与其说是科学评估的结论，还不如说是科研处的部门报告。这些都是抽象的数据，而不是具体的科研进展、前景和影响。”

 

他强调,科学评估要对科研产出作认真具体的评价：“科研评审不能‘一刀切’，不能用过分简单的行政化方法进行评价，而要根据每个领域、每个研究方向的特点，依据课题重要性、课题进展和发表文章对领域发展的影响作具体评价。但是现在在国内，很多时候对科学研究的评价过分依赖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大家看哪个期刊的影响因子高，就往哪个期刊投；看哪个期刊容易发文章，就投其所好做哪个方面的东西，一拥而上，甚至从来不去思考这个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是什么。这样仅仅用数字交账的科研是短视的，对国家不利，对科学发展不利。科学家不应被评估体制逼迫着大跃进式地发表论文，而应该做系统性、深入性、长久性的研究工作，这样整个国家的科研实力才可能提高。”

 

他介绍了在中科院和清华大学进行评估时评审委员会采取的一些较合理的标准，比如对于进行基础研究的实验室，要看课题是否抓住了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是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否有对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的长期计划。在科研产出的评价方面，要考虑实验室的具体情况，比如在评价具体实验室发表论文的影响时，会考虑该实验室得到的国家资助情况。有的人申请了很多研究经费却没有做出很好的成果，相应的评价就会比较负面。

 

“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评估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向哪一方面努力。不能光说我承担了多少基金项目，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期刊的影响因子有多高，但研究工作却没有任何系统性、对科学没有多少真正的贡献。因为国家最终需要的，不仅是要出科研成果，也要出一批在国际上被认可、在具体领域成为权威的科学家。”

 

王小凡记得，在对上海生命科学院某研究所评估时，有一位研究员当时还没有发表文章，但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他针对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研究，他的研究一旦完成，对该领域会有很大推动，所以最后给了他很好的分数。1年后，这位研究员果然在该领域一家主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论文。与之相反，另一位研究员虽然发了好几篇文章，但其文章的影响力却并不突出，听他的报告发现他并没有抓住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给他的分数就比前一位低得多。

 

“如果从文章数量的角度来评价，后一位肯定比前一位好，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前一位将来对科学的贡献肯定要比后一位大，发展潜力也大，这只有同行才能看得出来。”

 

 

“科研评估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研究员和研究机构的发展进步，这样的目标用现在行政化的评估方式是很难实现的。而由学术专家主导的评估，从个人角度，可以帮助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找准科研方向；从机构的角度，可以对其发展战略提出具体建议。”

 

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国家快速发展，并从海外引进大量年轻人才。许多人回国后“一步到位”：到研究所可以做正职研究员，到大学则是正教授。王小凡认为，这种“一步到位”的做法源于中国的特殊情况。

 

“在美国，我们都是从助理教授起步，经过几年的努力和评审，才能得到终身职位，有些大学甚至一直要做到正教授才给终身职位，但只要是助理教授，就能带博士生。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往往不能带博士研究生。因为博士生是科研的主力，如果不能带博士生就很难让年轻人真正发挥作用，‘一步到位’的做法成了对这种制度的妥协。但这么做了以后，一个年轻科学家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就少了一环，没有一个好的体系来保证他们能够真正经过一步步锻炼成为领头科学家，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科研评估工作来补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