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10月12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

 

 

“大学的任何内部治理，都应该以提高学生培养水平为主。我看过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写的《大学所有者手册》，觉得上面写的7大守则有些很有道理，比如‘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这项原则肯定会引起误解，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就意味着不是人人平等。再比如‘有意识地去杜绝利益冲突会改善决策质量’，但真要这样去实践，真的很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说起自己的大学管理经验别有感触，“不仅学校外部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太多，学校内部行政对学术的干预也太多。”

 

就以每年的招生为例：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都很难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做出决定。顾秉林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500个学生，此后连续3年都要招500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60人。“可见学校内部的治理，也需要不断求得与外部管理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校长要应对外部的管理，而在学校内部也不能省心，因为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导致了权力错位。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为中国的大学没有明晰的决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如果大学内部有了合理的规则，校长们不那么累了，就说明学校治理好了。”

 

 

“虽然现在都提倡要给专家学术权力，但实际上学术也是分层的，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大，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小，制订规章制度时如何来避免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显得很重要。”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教授谈大学内部治理，显然更关注大学的学术环境。

 

“现在评价大学的GDP式指标，不仅增长过快，而且受到过度重视，这给大学的学术环境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吕建坦率地说，“我们现在评价大学的指标有两大类，一类是追随着国际顶尖大学的指标；还有一类就是GDP式的评估指标，比如得了多少个国家奖，SCI论文数量，引用次数等等。其实这种GDP式指标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大学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太过看重，反而会影响大学对学术的追求。”

 

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说：“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个别学术‘牛人’垄断学术资源，又使得‘学术自由’演变为个人的‘行为自由’，中国大学目前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约束。”

 

 

“一些教师不是为了追求理想和兴趣来到高校，个别教师甚至跨越良知的底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都是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局面。”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提出，师生价值观的多样化，使大学的内部治理也面临难题。

 

郑南宁称，如何使大多数称职的教师能不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体面生活，潜心研究，进行创造性思考和探索；学校如何找到理解大学文化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专职非学术型领导，一直是他在琢磨的问题。“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混为一体，师生交流不多，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学生对教学时有意见——这些都是大学管理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变成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顾秉林教授说，“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当校长20个月，胜过我读20年书，目前学校的管理有不少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只能通过‘法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说，“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管理大学的章程，使得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时，经常要冒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包括经济利益上的风险、法律层面上的风险，甚至还有道德和名誉上的风险。”

 

杨玉良教授最近让校办查以前的大学管理条例，发现有1000多个需要废除，因为大多数已经过期。“为什么有1000多个过期条例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章程。应对一个情况就出一个条例，执行也要靠领导班子，显得很不规范。”他认为，治理大学学术是第一位的，但是往往人们在面对一件事时，未必能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因为缺乏合理的法规和制度。

 

杨玉良教授提出：“大学在内部管理和决策上还是要保守一点——每当你想到大学的某个举动和决定，会对学校甚至社会产生10年、20年的影响，你还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做决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