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市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过去一般以省市政府工作备忘录的形式签署对高等教育的配套支持。建议地方政府对国家（教育部）管理的高校的支持列入地方财政的常规支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经费不受到单一的国家财政变化的制约。国家直属的高等学校一般聚集着我国最多的优秀教学和科研人才，吸引着最好的生源。富裕的地方政府没有理由以这些学校应该由国家支持为借口，把经费重点用于非国家直属的地方性高等学校。这是对我国最好的高等教育“釜底抽薪”的做法。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定得分清层次，对高层次的高校要给予重点财政支持。

 

由于我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10～20年后我国教育事业将高度发达。国家投入会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高。同时，企业和私人办教育的事业将更加兴旺。目前大学募集社会捐助的力量比较薄弱。筹集捐助的渠道主要集中在大的公司。建议大力吸收国外著名私立大学募集社会和私人赞助的经验，使高等教育的发展得到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

 

 

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学科不断深化和渗透交叉，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动力和新理论和新方法的源泉。所以学科交叉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和其他专业部委下设的研究院（如农科院、环科院、林科院等）主要是按专业办所，因此具有专业深化的优势。大学有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解决人类发展面对的全球变化、资源（能源）匮乏、环境恶化等难题，需要深入的专业化，更需要大跨度学科交叉。在这方面大学具有优势。如果，国家的科研院所能够和大学联合办学，就能既发挥专业深化的优势又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因此能够相得益彰。我国的国立研究所与大学合作，可以通过鼓励本科生到研究所兼职或实习，鼓励研究员开设一定数量的本科教学等，使大学生较早地接触专业研究，能够更好地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也有利于改善国立研究所的研究生的生源，更好地选拔未来的科学研究后备人才。

 

 

我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在于政府主导，举国之力办教育。这有效率优势，但这种行政指导和快速的投入方式如果不能建立在经过充分思考而产生的稳妥可行的规划上，就会流于形式，造成大的资源浪费。国家经费增加很快，又要求必须在短时间内花掉，往往从计划到经费花完在一年以内。而大学在被通知报经费申请计划之前根本没有任何调研和准备，因此，很多计划费用落实到大学时，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因此，也不能发挥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对发挥举国办学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同样重要的是学校自身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还要制定既不随行政领导变动而改变，又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学校的规划必须切实可行，不是随意的、临时的。此外还要处理好学校规划与国家的中长期规划的关系，使国家教育规划通过各个学校的规划得到贯彻落实。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认为钱学森对温家宝总理的上述谈话，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出的批评。

 

我国高校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在大学的行政层，即校级领导和中层管理部门。我国高校的管理本来就比其他国家复杂。在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之上还有我国特有的政治管理。目前提高管理水平的做法是选择高校管理人员到国外培训。事实上，要创办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虽然需要了解国际通行的办法，但是更需要研究制定符合我们自己的管理办法。因此，建议邀请国内外擅长教育管理的人员在高校中不断开展岗位培训，甚至参与我国高校管理。对新聘任的管理人员，需要严格的上岗培训。有了优秀的管理队伍，加上明确的分工协作，才能对大学的运行进行有效管理。

 

有人把高校管理落后的根源归结到大学管理层由上级任命上。这有一定的道理。一个只关注和服从上级意志的官员，一般不能发挥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解决的办法主要应该采取服务对象代表选举行政管理负责人的办法。这是个迫切需要尝试解决的管理体制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的成败在于教师的水平高低。一个学校没有一流的教师，就不可能有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肩负着传授最新知识、发现新知识、服务社会三重任务。教育型大学的教师对科研任务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教书任务更重。

 

我国的大学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因此，许多大学没有定格，都希望做研究型大学要做的事。近年来，一般大学不满足于现状，纷纷追求升格、申请硕士点、博士点。这都是目前大学定位不明确所造成的。要升格，就得有一定数量的教授，所以，近些年我国教授数量猛增。伴随这一过程的其他弊端也纷纷呈现，如学术造假，不以学术标准作为职称提升的唯一标准，以多的教学工作量、争取到多的科研经费替代学术成果。许多博士生导师自己还没有完全弄通做学问的套路，也没有努力钻研学问的积极性。因此，科学研究能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种不良状况在我国比较普遍。

 

我们教师队伍的发展必须两手抓：一手严格依靠评估杠杆，推动教师队伍自身的成长；另一手就是采取积极措施面向国际市场不惜代价不分国别和人种广纳贤才。评估必须坚持学术唯一的标准。一个人争取项目的多少不能作为大学教授的衡量指标。否则，指挥棒误导只能形成一堆坐拥研究经费的“承包商”。不能从根本上建立和推动我国学术标准的建立和提高。梁启超曾在推荐没有国外学位的游学人员——国学大师陈寅恪时这样评价他，说自己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一篇论文。可见人人心中都有衡量学术质量的一杆秤。只是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机制唤起学术界的公正风气。特别需要没有利益冲突的第三者参与评估。

 

对于“承包商”式的学科带头人，建议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科研项目经费与课题负责人工资脱钩，解除科研课题提成，实行科研岗位工资定岗工资制，打入预算，实行财政直接拨款，严格管理执行。目前，国家科研项目人头费太低，随着科研人员工资的提高，人头费在整个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应该逐步增加。目前，我国合理的人员费比例应该高于项目经费的50％。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平均科研经费支持力度太低。但是我国的科研成果主要产生于这些大学。因此，国家应该大大加强教育界的科研经费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