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表示，政府的科研基金分配中，一部分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增长较多，被用于基础研究。对于自身有想法的科研人员，可以提交申请，通过同行评议和学科分析审议后，即可获得。“这一部分的基金分配，是较为规范的”。

 

正如施一公和饶毅教授说的，问题就出在大型项目上，例如“973计划”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薛澜说，这种项目的经费分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企业用于应用研究的基金不同，一方面对于研究领域有特定的指向，另一方面又要靠申请者自己有想法来申请。中间涉及到的专家机制，往往是最惹争议的。

 

对于专业大型国家项目，政府人员必然需要科学前沿的专家来制定项目指南、进行专业的分析，但这也给了专家们一个机会，即在起草时，为自己的申请提供方便。虽然在分配机制中有相应的监督条例，例如限制重大科研项目首席专家的担任年限等，但在一些非常前沿的领域，高水平的专家人数有限，这样一来，无论是评审者、申请者还是评估者，很有可能身份重合。

 

“就好比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薛澜说。因此在基金申请的过程中，运用私人关系、甚至出现权钱交易，都是有可能的。虽然引进了国外同行的评审制度，但薛澜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里，很难摆脱私人关系的束缚，何况很多机构把“申请项目”当作有利于自己和单位的手段，费劲心思去经营关系，超出了研究本身的意义。

 

在他看来，中国现在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重大项目择选机制，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对于哪些是最前沿的，学者和专家们应该有一个共识”。除此之外，还需要出于公心的、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来综合前沿专家的意见，做出战略性的科研方向判断。

 

 

在饶毅等人看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当前的背景下，科技界仍然有可能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科研经费分配方式。在与鲁白、邹承鲁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他们甚至表示，“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

 

他们在该文中还表示：“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了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会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会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

 

上述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也认为，当前我国这种科研经费分配方式亟待改变，最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主导科研经费分配的方式，让行政人员退出科技的决策，而让科技界各行业的专家来决定项目的优秀程度及项目经费分配方式。“只有真正回归到了科研本位，人才本位，中国的科技才会有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