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校长们担心的是，如果把学生职业培训移植到企业，这样的“一刀切”可能会遇到一些机制层面的障碍。上海交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叶取源教授说，一年全国有180万工科毕业生，即便是落实10%的量，也必然需要有大量企业支持并参与这一培养计划，众所周知，由于缺乏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多数企业并不愿意承担学生的职前培训项目。

 

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来斌举了一个实例：作为一所具有明显行业背景的高校，该校毕业生历来不愁饭碗，实际是在为中石油、中海油等多家大型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即便产学研合作如此紧密，当学校提出希望和某企业正式建立学生联合培养基地时，却遭到拒绝。可见，即便大学愿意送学生去实践，企业也有多重经济因素以外的顾虑。

 

 

校长们提出，对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来说，来自外部的挑战远比来自大学内部的制度障碍更为棘手。

 

欧进萍用一个数据来说明我国工程教育长期“贫血”的原因：在高新技术领域，79%-90%的产品都由外方独资或者合资企业生产；加之国内制造业大而不强，不少是在“用国外的技术生产国外的产品”，因此很难为大学的工程教育提供肥沃的育人土壤。

 

另一位与会校长就此分析说，这一宏观背景其实也直接决定了国内和欧洲高等工程教育的根本差异。在国内，谈到改革工程教育，很多学校仍然强调，把教学计划排得更满，让学生学得更多。其中暗含的意图则是，要让学生实现能力突破，最好能通过科研占领一些技术制高点。欧洲的大学更致力于“环境建设”：把公司办公室和大学实验室设在一起，让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进入一个创新设计工作站……由于欧洲的大学洞察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趋势，即不同的产业之间相互交叉、融合可能会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正因此，欧洲大学更强调扩大学生的对外接触面，强调团队的多元化，“等着收获意外的惊喜”。

 

天津大学校长龚克指出，现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快，技术和产业的转移速度也很快，这就决定了高校的工程教育不能和当前的所谓热门产业、热门技术贴得太近。龚克以自己的经历佐证：他早年就读清华时，仅电路设计这门专业课就学了整整五本教材；时至今日，电路集中芯片设计已经完全颠覆了当年的“专业”。龚克说，“对工科生来说，与其学很实际的专业知识，等着产业升级后被淘汰，还不如打好专业基础。这也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授人以渔，而不是当职业培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