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整个社会对教育都有一份敬畏感，又是何种情形？

 

如果学生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就应该有对生命意义的敬畏，对生存价值的认同。他们会把接受教育看成生命的神圣，把受教育看成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的必由之路，甚至可以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洗礼，透过洗礼寻找对生命意义的虔诚。学生对教育的敬畏感可以把接受教育上升到自由自觉的层面。如果学生对教育真正心存敬畏的话，其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乃至基本品质，则都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教师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自然会有神圣的责任感。教育者应该把教育学生看成培育生命一般，教育的过程甚至是对生命的礼赞；教师若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则会把教育的过程也视为自己灵魂超越的过程；对教育的敬畏感还能使教师真正地“以学生为本”，把学生看成教育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

 

如果社会对教育有一份敬畏感，就不至于让校长的身份以级别去衡量。如今，校长的级别恰恰是教育没地位、社会对教育缺乏应有尊重的表现。公权力对教育若有敬畏感，则不会对教育的很多事务指手画脚，则不会对教育本身的规律视之不见，则不会有那么多的领导指示。

 

 

要重建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理所当然地应该有一份自觉，即是对教育的崇高和神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观、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等应有自觉的认识。

 

教育界之外的整个社会当然也有责任。然而，最关键的莫过于政府的作用了。

 

首先，要大大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但却是建立在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上。之所以出现此种状况，还是因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若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言，也是教师不得已而为之。当教育者忙于“创收”之类的活动，即便是在学术的旗帜下，那一份斯文与尊严都没有了；一旦教育活动在很多教育者那里变成赤裸裸的功利时，在教育者自己心目中的那份神圣感自然也没有了。由此，学生对教师的尊敬也减少了，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也没有了。因此，国家应该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教师的类似“创收”收入。这是重拾教师尊严的必要而基本的手段。

 

其次，要尽快建立行政权力或公权力对教育的敬畏感。校长及其行政系统不能滥用对学术的权力，其实这也是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公权力对教育的作用，更应该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这应该逐步形成一种习惯。官员对教育真有一份敬畏感，则不会有关于教育的过多干预。政府官员应该明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我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何等的重要，而自由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教育。

 

有了行政权力或公权力对教育权力、学术自由的敬畏，社会对教育的敬畏感也就随之而来了。

 

如果我们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对教育，就应该有一份敬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