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全面推进，全社会对于科技发展的关注和期待也更加强烈。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我们需要超越科技自身，进一步从战略层面上研究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一、力量重于财富

　　早在400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经典思想深深影响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如果说那个时代人们还只是处在蒙昧和自发状态，那么今天当我们正处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科技革命浪潮之中，科技带给国家、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感受无不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实践表明，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未来最重要的将不再是生产规模，而是赢利能力；对产业分工地位起决定性影响的也将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知识资产。著名的竞争力大师德鲁克认为，在未来的经济格局中，人们最关注的将不是资本，而是知识。

　　事实上，当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就是体现为知识资产方面的积累。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998》报告认为，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到30%，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以美国为例，2006年美国研发支出占其GDP的2.66%，研发投资总额占到全球的40%，并拥有世界专利的50%。全世界科技移民总数的40%到了美国，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20%左右，全世界62%的“明星科学家”居住在美国。从1900年到2009年，美国有274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占到全世界的70%以上。硅谷的绝大部分研究人员来自于印度和中国，1995年到2005年加州所有新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有39%是由移民创建的，硅谷新建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创建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其强大的资源转化能力，更在于其控制资源流向的能力——核心就是知识资源。

　　近年来，许多人对我国长期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而欣喜不已，甚至以此作为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研究认为：1820年，中国GDP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为32.9%；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破坏之后，中国GDP仍居世界第二位。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中国GDP约为日本的1.9—2.8倍。然而，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国却屡遭欺凌，最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由此可见，GDP统计只是国力对比中的一个狭窄方面，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更不能反映国家的国际地位。是否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往往比GDP更加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这种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断扩大投资以及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8%，但消耗15%的能源、32%的钢、30%的锌、25%的铝、23%的铜、18%的镍、54%的水泥。2007年我国万元GDP能耗分别是日本的11倍、法国的8倍、美国的6倍。在生态环境方面，我国酸雨面积达30%—40%，荒漠化、沙漠化面积占1/3，80%的河流以及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浅层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与此同时，我国许多产业的发展尽管在规模上已高居世界前列，但仍然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技术的供给，产业成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形成了外在的“互动”，无法有效积累起自身的知识资产和核心竞争能力，从而也无法主动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长此以往，我国许多产业将被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公平合理的博弈地位。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强调要调整经济结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应该说与技术能力的不足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古谚说：“国之上下交相言利，国之危也”。德国历史经济学家李斯特认为，创造财富的力量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这些思想说明了一个简单道理：财富不能代表一切，没有力量支撑的财富是不牢靠的，甚至是可以被剥夺的。在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知识积累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没有强大的知识力量，无论经济增长速度多快，经济规模多大，都将很难避免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对于我国来说，在经济发展中加速积累起属于自己的知识资产和人力资本，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