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当学竺可桢
2010-07-07 来源：科学时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常务副主任、上海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原主任施平（施尔宜）读了《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后深表赞成：竺先生的许多好思想、好经验，有一个创造性的体系，比之牛津、剑桥有其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中国式。因为它一是与国难深重的国家民族的需要相结合；二是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总结竺先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中国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将大有裨益。
施平特别表示：“我建议你们在中国式方面有所发掘，这样对我们总结经验会有更多启发。”
《竺可桢教育思想与办学经验》同样在很多老校友中得到热烈反响。浙江省原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副省长刘亦夫特别对缪进鸿表示：“很多老校友看了都不禁落泪，说明竺可桢先生的办学是成功的。”
竺可桢怎样当校长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被迫在两年之内四易校址，颠沛流离，历尽艰辛，但队伍始终不散，办学没有中辍，而且各方面都蒸蒸日上，得到空前的发展和提高。从一所后起的地区性大学迅速上升到在全国名列前茅，被当时在中国访问的西方科学家誉为“东方剑桥”。
在竺可桢任校长期间，浙大共培养了3000余名高级专门人才，其中1955年和198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近30名，高等院校校（院）长数十名，研究所正、副所长数十名，还有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张荫麟、谭其骧、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王葆仁、贝时璋、罗宗洛、谈家桢等。
竺可桢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应“不求地位之高，不谋报酬之厚，不惮地区的辽远和困苦”，以自己的学问和技术为国家民族作最大的贡献。
竺可桢办学重分析批判、研究精神的培养，重探索真理、获得知识的方法的训练，反对填鸭式，提倡启发式。他说：“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
竺可桢警告说，只重传授知识而不是训练智慧（理智），一味灌输，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容易轻信和盲从。他尖锐地提出，一个民族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别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没有科学头脑，轻信、盲从。
他一到浙大就正式提出：“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当时，竺可桢苦心罗致好教授有很多例子。比如，罗宗洛教授是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当时愿意来浙大任教，条件是带4名助手。虽然浙大经费困难，教员编制有限，竺可桢还是答应了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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