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学，没有最热门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但她却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所象牙塔式的大学。该校于1933年建立的高等研究所，曾经聚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纳什、杨振宁、安德鲁·怀尔斯、保罗·克鲁格曼等，她就犹如与世隔绝“闭关修养”的修道院。在这里，没有公司赞助，没有媒体骚扰，甚至连生活也不用发愁。对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颇有感慨地说：“研究所是成功的象牙塔，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在这座象牙塔里，他完成了两项重大的成果，一是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物理学界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互相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两人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是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人类迄今发现的三大场理论之一。

 

芝加哥大学被称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圣地，已获得了53个诺贝尔奖，获得了6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24个，几乎占了获奖人数的40%。原因何在？她被外界形容是“苦修学术的孤岛”。为了营造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环境，学校把周边房产统统买下，使之与居住区隔开。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没有商业街，没有酒吧、电影院，甚至没有快餐店。总之，凡是容易引起喧哗的场所，学校一律拒绝。

 

 

象牙塔在我国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讳的，与其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毋宁说没有象牙塔式的大学。与西方精英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还不敢坦诚面对，不少大学自我欣赏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号式的校训。

 

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起源不同，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自发诞生的，因此一直保持着大学独立、自治、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我国近代大学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从西方引进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实用主义深深的烙印。自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向苏联方针的指导下，前苏联专业化的实用主义，至今仍然是我国大学办学的主导思想。

 

本来，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应该是我国精英大学的明珠，理应成为象牙塔式的大学，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可惜，她没有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而曾贬斥他的理念只有“在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进步意义”。该校前校长甚至提出：“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要“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培养更多的蓝领人才”等；另一位大学校长也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对于办精英大学来说，这些口号是完全错误的，难怪出现了“破墙开店”、建五星级的大酒店、资源集团总裁巨贪潜逃案、特聘教授假引进、举办一系列创收的高价培训班和教授到处捞外快的现象了。

 

精英大学到底应当怎样办？德国一位著名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姑且不说普通大学，我国的重点大学也深深受产业化的影响，它们不都是在自杀吗！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病根所在。

 

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因此，这就成了检验大学的重要标准，否则就会被戴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贵族精神、乌托邦、空想、纯理论、超越现实等，在中国都成了稀罕。试问：在中国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创办象牙塔式的大学？我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必须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正是左倾思想在制约着我们。不肃清左倾思想，国外再好的经验也无法借鉴。我国是大国，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无论是走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学是应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务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养大师。在数千所大学中，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象牙塔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必要环境，如此方能耐住寂寞，拒绝铜臭和衙臭，做出旷世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边高喊一流大学，又一边拒绝象牙塔。

 

（作者系武汉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