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求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约翰·昆西

 

在美国学术界多年形成的学术标准中，对真理的探索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而这一标准的源头则出自哈佛大学。“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威廉斯姆斯·艾米恩的名言成为哈佛的校训。300多年来，哈佛始终引导学生为理想、为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懈追求和奋斗；在这种精神的熏陶下，一代代哈佛学子成为社会精英，在各个领域作出许多影响重大的贡献。

 

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听取科教文卫体界的10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谈到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他说：“在大学这个本应该思想最活跃、最富创造力的地方，如今在教育管理上‘一刀切’，严重阻碍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

 

温家宝说：“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思考。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要有办学自主权。”

 

王小凡认为，研究型大学主要应该作代表国家水平、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科研。“当中国的大学有了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分类定位后，国家才能更好地在宏观层面上有效调控。研究型大学需要的资源要多一些，需要充足的研究资金、实验室、仪器设备等，这样才能作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要在世界层面上竞争，作二流研究没有太大意义。定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则应该支持一些一般性的、教学性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作研究，而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教授应该让学生体验科研的过程，但不会将之作为主要目的。”

 

“我们在谈大学自主权时，一定要在大框架下谈这个问题：究竟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这样国家和各省市才会有相应的支持，教育部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985工程’、‘211工程’支持的研究型大学在中国有30所至40所就不错了，其研究可与世界一流竞争。其他大学，除非个别学科非常突出，基本上应该将教育方针放在本科生教育上。”王小凡说。

 

“大学有了明确的定位，使命也就确定，一整套管理办法都要跟上来，比如评价、晋升、报酬等方面都要与之配套，否则会造成误导。”王小凡表示。

 

 

“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清楚。”——斯坦福大学第5任校长史德龄

 

最近发生在井冈山大学的论文假造事件令王小凡沉思良久。

 

“这里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井冈山大学刚将一些大专学校合并起来，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好不容易上得起学的学生身上，将他们培养成社会有用之才。对于这样一类学校，学生的毕业去向比起发表论文、申请经费，应该是更好的用以评价教师和学校的标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学校多数教授本身所受的训练，也不足以让他们去做最有竞争性的科学研究。美国有这么多的教授在上千所文理学院里，他们所经受的训练和他们自身的兴趣，都决定了他们以培养社会有用之才为目标，而不会将主要精力和能力放在科学研究上，去与研究型大学竞争。”

 

“如果能力不够而又一定要拔高，会浪费国家资源，对学生也放羊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要定位，然后再给自主权。”

 

为什么目前中国大学里的教授不能安心教学呢？“这是行政化的一个问题，没有清楚的定位，评估体系也就自然过分简单：一切都由科研处来管。如果全国上下都是靠发文章的点数来晋升职位，而不是从专业要求和对学生有益的方面来评价，自然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样会耽误一代人。”

 

王小凡认为，中国的家长和学生都过于看重大学品牌，“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一时也不能取消大学排名。我常给在美国的中国籍的学生家长们建议，要让孩子找到适当的环境，并不是人人都能在最好的大学里成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要硬拔高自己的孩子，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和天赋，人到了一定程度会体现出不同的能力，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同样的事情，达到同样的标准和成就。这些理念，国内的家长和孩子们应该慢慢习惯起来，不需要非上名牌大学。”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美国的生物医学领域，我认识大约几百名做教授的中国人，来自名牌大学的自然不少，但也有许多来自不太知名的大学，现在也做得非常出色。关键是看个人，出路不在‘名牌’。”

 

“中国的教育改革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一点点地改变。如果我们中国的大学也慢慢开始分类，一方面是研究型大学，一方面是以本科生为主的教学型大学，在以本科为主的大学，教授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将学生培养成才，而不是研究、发文章、申请经费，那么国家的整个教育会有一个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