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我曾经两次提出关于大学转制的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积极响应。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学转制一直没有进入实践。随着时间推移，大学转制的条件已经更加成熟，因此，再次提出这一建议。

 

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穷国如何办大教育？是由国家包办，还是发挥国家和社会两个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办学的局面？很显然，必须充分发挥民间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在高教领域，如何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办学和引入竞争机制、体现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发展的公平与效率，把部分公立高校转制为非公立的、股份制的或者民办的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刻不容缓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办学，民办学校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办学体制多元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民办教育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因此，深化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不仅可行，而且是迫切的需要。

 

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来看，80%以上的高校是民办学校。而且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公立、国立学校都在探讨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学校的经营和管理，以达到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

 

我国公办学校目前引入市场机制方面的改革还显得步伐缓慢、力度不够，80%以上是公办学校，这既占用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又不利于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

 

我国大学的经费投入与国际上相比差距非常大——据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相比，差20倍之多。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充足的投入，就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无法办好一流大学。单靠政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多的投入。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效率总体比较低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存在，没有一批民营教育机构和民营机制的竞争，没有体制外教育的刺激和比较，公立学校很难真正地做强做大。

 

我认为，公立高等学校转制的条件已经具备。大家最担心两个问题。一是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而这些年国有企业成功地实行了转制，与大学性质相近的众多的科研院所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二是关于有没有资金进入的问题。中国民间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仅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的余额就达到人民币217785.4亿元。那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有非常充裕的资金可以进入教育领域。

 

当然，大学改革绝不是一卖了之，应该积极稳妥地对大学进行转制，先试点、后推广，从而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单一的公立高校向公立高校、民办高校和公立民办混合的“股份制”高校并存的体制变革，从根本上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问题。

 

建议教育部拿出一所部属大学、每个省拿出一所省属大学，进行转制试点改革，优先吸引科技创新型企业、民间资本或者国外著名高校进入。这样，一可以使大学更有活力，二可以促进产学研结合，三会使大学与市场结合更紧密。为稳妥起见，可以先作为非营利型大学。

 

同时，建议选择一所国内排名前5位的大学进行转制试点，允许民间资金进入相应的学科，从学科、学院先转制，最后建成若干民办学院组成的新型民办大学。

 

转制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既可以将学校整体出售，也可以将学校的一部分转制，还可以委托给民间机构经营管理。其实国外就有许多不同的模式，如新加坡SMU就是由国家举办的私立大学。这所大学由新加坡政府建设房屋，与美国的一所大学联合办学、组成大学的董事会，按照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和管理机制进行运转。

 

在已经具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大学，转制在途径上可采取两种模式：第一是“蛇吞象”模式，即二级学院通过股份制等方式吞并其“母体”（原所属高校）；第二是二级学院与“母体”彻底脱离，成为独立的民办高校。

 

为鼓励改革，政府应出台配套政策予以保障和支持，时机成熟时可以立法。政府应对进入高校的企业予以优惠的免税政策，对于非营利型高校可以提供相同额度的配套资金支持，也可以继续保留全部或者部分教育拨款。

 

转制以后节约出来的经费，1/3给国立大学改善办学条件、聘请世界一流的教师，让它们缩小与世界著名大学在经费上的巨大差距，真正地办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另外2/3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专项基金，用于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经费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