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大学“去行政化”理论产生的缘由，人们呼吁“去行政化”的目的，并非只是针对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及其待遇，而是由于大学中的行政权力极度膨胀，对大学本质及教师尊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进而抑制了大学教育的功能和意义，使大学不像大学。显而易见，人们是为了挽救大学的精神和品格，挽救大学学术和教育才提出“去行政化”理论的。

 

事实上，即使是呼吁大学“去行政化”最强烈的人们，无疑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比之于社会上任何领域的官员，大学校长群体可以说还是最廉洁、最优秀、素质最高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学术上是有很深造诣的，其个人品格和成就是令人尊敬的。换句话说，如果不当校长，他们可能都是很好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然而，人们不能因此而漠视大学中的问题，不能任凭大学中的行政权力无限膨胀，进而毁灭大学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呼吁在大学中进行“去行政化”的活动，固然有针对大学校长权力不受约束的内容，但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消除大学中行政权力极度膨胀的这样一种现象。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声讨大学行政化的汹汹人言，一些大学校长却反其言而行之，明确表示反对“去行政化”，这种现象确实既令人瞩目，又耐人寻味。

 

我国的现代大学是从国外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在移植之初，就进入了本土的“官本位”体系，遵循了“官本位”的活动逻辑，成为一种官僚性机构（蔡元培先生改造旧北京大学的意义正在于此）。大学的校长要由政府任命，并且是作为纯粹的政府代表来管理校务的。毋庸置疑，这种制度中的大学校长，其权利是天然缺失的。而这种缺失其所以没有对大学发展形成太大的障碍，或者说没有成为大学活动中的主要矛盾，是因为在我国现代大学活动早期，一方面，管理大学的政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政府，其对大学的管理没有像现在这样事无巨细地什么事都管，而是只管大学的基本方向及校长的选拔和任命，因而没有对大学的自主权构成严重的伤害。同时，由于其时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教育部长或总长）一般都是由懂教育的人来担任，他们能够在一般意义上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大学的活动自主权，使大学与政府的矛盾保持在适度的程度。另一方面，作为大学掌门人的大学校长们也多是由一些内行的人来担任，特别是由一些对教育有献身精神及真知灼见的社会名流来担任，他们的学问、人品、威望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他们在大学内部能够得到师生们的衷心拥护，在校外能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政府官员的尊敬。他们的执掌大学，自然地使大学成为社会的文化圣地，也使那些有权向大学发号施令的人有所顾忌。

 

事实上，在我国现代大学活动的早期，是一直存在着大学校长与政府的权力博弈的。只是由于大学校长们的特殊影响和威信，使政府对大学的干预被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没有给大学正常活动形成大的阻力。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些条件，我国早期大学才能在很高的起点上培育了现代大学精神和制度，取得了与世界大学同步的水平和极其辉煌的成就。

 

追溯我国早期大学校长的形态，可见他们中或许会有人因为政治主张不同而与有些师生发生矛盾（比如北京女子高师校长杨荫榆，解放后曾被长期批判），有人因为治校理念不同而被师生弹劾（比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曾因废除教授治校制度被师生弹劾），但他们的个人品格都没有问题，他们对教育的信念和信仰都令人尊敬。比如上述的两位校长，虽然其治校举措曾招致异议，但历史证明他们还是卓越的教育家，后人对他们的个人品格和对教育的贡献还是充分肯定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他们的崇高威信及卓绝努力，才化解了大学各方面的危机，使我国现代大学在社会极度动荡的年代，能够薪火相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