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核心作用应该是什么？是培养“精英”还是为社会培养产业技术人员？现在这种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与近十年来高等教育的大规模升级（学院升高校）、合并、大规模的校园建设以及大量扩招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改出了一系列问题，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针对这些问题，三位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颇有研究的专家——新加坡的郑永年、美国的罗珊和中国的张鸣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郑永年：高教改革必须去行政化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
 
——郑永年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十年前，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招。在本来意义上，这有助于高教向更多的社会群体开放。但结果并非如此。教育资源正加速向富人集中、高教不欢迎穷人在过去的十年中表现得愈发明显——前几天，上海海事大学的贫困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实上，教育体制的不公平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
 
高等教育沦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
 
在西方，大学公认的职责有二：人才的培养；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中国的教育改革初衷是好的，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走向了反面：教育要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产业。这实际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原本属于社会政策的教育体制划到经济政策中去了。
 
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在中国被混为一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公益性质的，和经济政策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在经济政策的范畴内去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中国独树一帜。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引领下，高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包括大学本身）的盈利机构，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大规模高校合并、扩招让大学能够多收学费，而连年的学费上涨更是普遍趋势；大学城和大规模的基建让高校负债累累，而政府又通过各种办法把债务重新转嫁给社会；大规模的专科甚至高职升至本科，让一些能够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摇身变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本科学校。
 
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学生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1981年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有大概一半的学生来自农村，现在，农村的学生数量下降到了令人心寒的17.7%。不要忘记的是，农村人口还是中国的大多数。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甚至让国外的高等院校嗅出了商机。打个比方，英国的大学在本土和欧盟的学费是3000英镑左右，而针对中国的学生可以收10000多英镑的学费，用高学费来赚钱的事情在英国本土是不会做的，而他们却很好地学会了中国的“教育产业化”理念。
 
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将教育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这很重要。中国的高教一方面拼命搞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一大瓶颈。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同时企业找不到高技能工人。处于早期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因为不重视一些基础技术、工艺的开发，导致中国的制造业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泛政治化的高教体制
 
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便是官僚治校。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十分突出，但凡从海外引进“杰出人才”立即假以官职，结果往往是纷繁冗杂的行政事务将其专业治学的精神扼杀。
 
从本质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管理实际上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延伸，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评价体系也是官僚化的“政绩评价”，高等教育体制变成了官僚体制的附属品。不懂教育或者教育理念被官僚化的管理者在评价高等教育时，首要的指标就是所谓的学术成果。SCI，在一些人看来SCI真的就是“Stupid Chinese Idea”。这在美国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专家罗珊（Stanley Rosen）教授曾经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及中国社科类研究的核心期刊问题，直言会导致“学术腐败”。
 
中国高等教育的践行者要么被官僚化，要么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国的学术大佬俨然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瓜分着国家的科研基金投入，而产出就是重复、扩张性、低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这种体制下，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人才，以“政绩观”为导向的评价机制，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很容易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一样遵循“精英淘汰”制，很难吸引到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