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充斥浮夸风
2009-07-09 来源:环球时报
7月7日,游学于欧美、在中国主持中西丈化研究项目的著名外籍教授Dan Ben-Canaan(丹•本-卡南)博士在《环球时报》上撰文,痛陈中国学者学术不良现象,痛惜中国学者白白失去增进学术水平的许多机会,痛斥中国学者为“废纸生产者”。
像丹• 本-卡南博士一样持有类似观点的中国批评家并不鲜见,但这样“刺耳”的观点从一个外国学者口中说出,实在非常少见!不能不承认,卡南博士有些观察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失误,但是,就如德国汉学家顾彬直诉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一样,有时不用点激烈的言语,不足以震醒国人。
丹• 本-卡南的刺耳之声正好出现在前不久中国教育部宣布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之时,也出现在西方谋体“猛夸”中国年发表学术论文总量已经居于美日之后,成为第三学术“数量”大国之时,这样刺耳之声正好可以给我们对今天日益充斥着浮夸风的学术氛围进行冷静的反思。
我们就从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风说起。据卡南博士所言,一次在东北举行的有28 名国际知名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尽管中国学者提交了数十篇论文,但真正到场来交流的撰写论文的学者却只有两个!中国学者如此“怠慢”国外同行,令这位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的以色列学者震惊。那么,中国学者显示出如此厚重的“惰性”,是因为他们对国外学术权威的恐惧心阻碍了他们参会交流的勇气?还是因为不与外国学者交锋观点,照样可以坐拥“学术带头人”头街使然?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大兴“国际学术会议”之风,花重金请来国际学术权威参会,外国学者抱着与中国同行近距离交流提高的心理远道而来,却被主办方“请来请去”,不是陪领导“请吃喝”就是做广告“请旅游”。尽管国际学术会议表面风光无限,前拥后呼,媒体报道,领导出席,但多半华而不实,学术本位错置,行政“形象工程”先行。在这种环境下,谁还真正在乎国际学术交流这样花了大本钱的机会?
据一份中科协统计的资料表明,中国近年来举办学术会议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03 年的144 次,上升到2006 年的316 次,参加会议人次也从2003 年的3.19 万人次上升到2006年的8.24 万人次。然而,天津大学主持的调查发现对这些学术会议的“学术认同度”不足40%,多数人持消极看法。
造成大范围“学术不良”局面的原因,除了在于学者群体“学养”不高,学术规范“内化”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整体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诸多制度性漏洞。重数量而轻质量,重发表而轻原创,只讲某一单位年均举办什么级别的国际学议,不讲国际会议实质在哪些学术累进上有什么新的探索和突破,只讲学者发了多少论文,登记了多少专利,并不讲哪一篇论文或哪一项专利真正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和获得怎样的社会效应。长此以往,投机取巧的人受到鼓励,而老实本分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受排斥,学者们沦为“废纸生产者”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是重庆学者石渝。)
像丹• 本-卡南博士一样持有类似观点的中国批评家并不鲜见,但这样“刺耳”的观点从一个外国学者口中说出,实在非常少见!不能不承认,卡南博士有些观察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失误,但是,就如德国汉学家顾彬直诉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一样,有时不用点激烈的言语,不足以震醒国人。
丹• 本-卡南的刺耳之声正好出现在前不久中国教育部宣布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之时,也出现在西方谋体“猛夸”中国年发表学术论文总量已经居于美日之后,成为第三学术“数量”大国之时,这样刺耳之声正好可以给我们对今天日益充斥着浮夸风的学术氛围进行冷静的反思。
我们就从所谓的“国际学术会议”风说起。据卡南博士所言,一次在东北举行的有28 名国际知名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尽管中国学者提交了数十篇论文,但真正到场来交流的撰写论文的学者却只有两个!中国学者如此“怠慢”国外同行,令这位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的以色列学者震惊。那么,中国学者显示出如此厚重的“惰性”,是因为他们对国外学术权威的恐惧心阻碍了他们参会交流的勇气?还是因为不与外国学者交锋观点,照样可以坐拥“学术带头人”头街使然?
近年来,全国各高校大兴“国际学术会议”之风,花重金请来国际学术权威参会,外国学者抱着与中国同行近距离交流提高的心理远道而来,却被主办方“请来请去”,不是陪领导“请吃喝”就是做广告“请旅游”。尽管国际学术会议表面风光无限,前拥后呼,媒体报道,领导出席,但多半华而不实,学术本位错置,行政“形象工程”先行。在这种环境下,谁还真正在乎国际学术交流这样花了大本钱的机会?
据一份中科协统计的资料表明,中国近年来举办学术会议的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从2003 年的144 次,上升到2006 年的316 次,参加会议人次也从2003 年的3.19 万人次上升到2006年的8.24 万人次。然而,天津大学主持的调查发现对这些学术会议的“学术认同度”不足40%,多数人持消极看法。
造成大范围“学术不良”局面的原因,除了在于学者群体“学养”不高,学术规范“内化”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整体的学术评价体制存在诸多制度性漏洞。重数量而轻质量,重发表而轻原创,只讲某一单位年均举办什么级别的国际学议,不讲国际会议实质在哪些学术累进上有什么新的探索和突破,只讲学者发了多少论文,登记了多少专利,并不讲哪一篇论文或哪一项专利真正实现了突破性进展和获得怎样的社会效应。长此以往,投机取巧的人受到鼓励,而老实本分于学术研究的学者则大受排斥,学者们沦为“废纸生产者”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是重庆学者石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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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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