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一位国内高校校长曾说，校长“什么事都要管”，这样“分散了我们很多精力”；也有校长说，校长要管学生生活、学生住宿、学生食堂、教师住房、教职员工子女入托，这些“必须得管”，不然可能就会出现不利于学校发展的事件；更有校长戏称，校长“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这些抱怨应该说是我国大学校长工作的真实写照。然而，是谁把校长搞得如此“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弄清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究竟对什么应该有为，对什么又应该无为。
    《中国青年报》曾经刊文《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做大学校长是项美妙事业》介绍，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谈起自己12年校长生涯只出过一本《大学工作》的专著时，没有一丝底气不足，而是沉浸在“最美妙者”从事“最美妙事业”的幸福和自豪感中。雷文认为，大学校长是一个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业，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带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与校长的“大学工作”背道而驰，是没任何美妙可言的。
    这种美妙，在雷文的体会是单纯的：“其实当好校长很简单，只须做到两点：选贤任能、确定当务之急。”这种美妙，在雷文体会又是一种权威感和成就感。“好的校长，尤其是一流大学的校长必须具有影响力和领导力。”这种美妙，在雷文体会还在于一种不是“清闲官”的“清闲”。不是“清闲官”，大到引航向前、运筹帷幄，小到体察学生宿舍、与学生聚餐，极尽校长之职责。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国外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身份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身份都很单纯，校长就是校长。
    《工人日报》曾经刊文《中国大学校长累从何来？》认为，我国大学校长的身份很复杂，除了校长之外，他们还是博导、院士，在政府的行政编制序列里又是正厅级、副部级的官员，几种身份集于一身。身份的多样、行政级别的优越，说明这些校长的担子重、责任大。然而，既然各位校长都享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待遇，那么为民服务就是当官者的本职，对本职工作何苦要抱怨多多。如果当校长不能为教职工、学生服务，又凭什么要行使行政权力、享受行政待遇？从这一点来讲，这些校长的抱怨毫无道理。
雷文校长何来“清闲”？因为他不需为副部级、正厅级校长的名头座次斤斤计较，不担心没有成果被同行笑话，不为有名无实的博导头衔背上“良心债”。那么，我国的校长为什么就不能单纯一点，卸掉学术科研的担子，别再追求行政待遇，专心当好校长呢？
    克拉克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认为，校长是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既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信息灵通人士，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劝说者、瓶颈口；但他主要是一个调解者，作为调解者的头等大事就是相安无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谐的派别相调和”。校长是大学这一教育组织的灵魂人物和神经中枢，笔者认为，大学校长之能否胜任，本身的品质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应该修炼教育家的如下品质。
    第一，要有理想追求，有承前启后的使命感，能够维护并发扬已确立的大学精神。大学校长要体现大学理想、使命，体现大学维护社会公正、彰显社会良知等所有当代文明社会的价值和品质。大学校长应成为时代的良知和智能的火把，以及社会良心或良心的守护者，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
    第二，应有一种英雄气概——人不敢言，我则言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这不仅是指在科学或学术领域的胆识，在社会正义、良心和道德等领域，同样应如此。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现代文明的航标灯，那么大学校长则应该是现代文明的守灯人。谁站到了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谁就应肩负起大学的使命。
    第三，应该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象征。大学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知识的创新、增长。因为大学是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机构，“知识”是人类对未知王国探索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种种曲折、失败和错误，知识的探索者必然要彼此平等地讨论、交流、批评和争辩，形成一种“知识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知识共同体内的“百家争鸣”中，才可能有知识的发现、发明、积累和进步。所以大学校长必须像蔡元培那样，将大学营造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园。
    第四，应该以爱护学生和教师为天职。大学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教师和学生又是这个家园中的主体，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大学校长应当在思想和情感方面与教师和学生相通。大学校长应该是教育家，即成为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一个正义的、有思想的、优秀的大学校长，必然会创造条件还权于师生，让师生获得权利意识并运用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让师生处于无权的被行政人员管理的状态，难有主体身份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