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面对学生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解放周末：一所大学“有为”还是“无为”，您如何判断？
 
    蔡达峰：在我看来，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大学是教育机构，评价一所大学，就是看它实现教育使命的水平。忠诚于教育的大学，才是一所合格的大学。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大学之“为”，应该是为教育，而不是为大学本身。
 
    蔡达峰：是的。但是，大学既然是一个机构，就必然有其自身的社会处境，必然会有自身利益问题，比如薪酬、校舍、名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应该对教育有利，但事实上追求这些东西的过程，却可能把大学弄得精疲力尽，甚至迷失了应有的方向。
 
    解放周末：在大学自身利益和教育的利益之间，有一个权衡的问题。
 
    蔡达峰：作为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我对这方面的感受比较多一些。教师职业被称为“神圣的职业”，但大学中的人并不天生都是圣人。大学中人同样身处功利的社会、世俗的环境。大学中的一些行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教育，但实际上可能离教育很远。比如当前都在呼唤让高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但如果抽去其中的具体利益，恐怕不少人就没多少兴趣了。因为自主不仅有权利，还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解放周末：大学如何真正做到时刻不离教育？
 
    蔡达峰：我倾向于要时刻反思自己。大学之于学生，应该就像家长之于孩子。大家知道，并不是最优秀的父母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家长培养孩子，总是竭尽所能，指望把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这是父母们的共同情怀，也是人类的美好理想。
 
    现在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要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中国青年。为了这个理想，中国大学应该像家长一样，意志坚定，不怕吃苦。抗战时期的中国优秀大学及教师，筚路蓝缕，照样培养出有世界影响的优秀学生。如果大学连自己都不想吃苦、不能吃苦，抱怨自己的待遇，为自己的三餐谋划，先把自个儿养富了再去养孩子，那是无法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的。
 
    解放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必须要吃什么样的“苦”？
 
    蔡达峰：首先，要把大学得到的利益和支持最大可能地关照于学生。第二，要通过自己让学生得到更好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正如家长不能把学生关在家里，而要把学生送到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一样，大学也是这样，要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条件，使他走入更宽阔的世界，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解放周末：这个比喻很形象。
 
    蔡达峰：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教育需要投入，一种充满善意和真诚的投入。但是现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有难度，不尽如人意。
 
    解放周末：大学面对学生，正如父母面对孩子，应该有一定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
 
    蔡达峰：是的。复旦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办学早期经济总是拮据，学校经费寅吃卯粮。复旦教授每个月要拿出100块钱，每年拿出1个月的薪水奉献给学校办教育。所以，复旦把牺牲和服务作为传统。学校就要像一个大家庭，家长自己勒紧裤腰带，“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种精神，感人至深，很具有教育意义。
 
    解放周末：目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定中。教育需要改革，大学需要有所作为，已经成为社会共同的期盼。
 
    蔡达峰：是的。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机构就是大学，它可以900年屹立不倒，不改校名，不改地址，不改校门。大学以教育质量而立世。但教育质量很难被检测，更很难被称为“不合格”。所以，教育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对社会责任的认识。
 
    解放周末：从大学之“困”到大学之“为”，您对大学具体有些什么建议？
 
    蔡达峰：我想大学首先要承担责任。比如自主招生，是自主权，也是社会责任。所以，承受责备也是在所难免。只要有利于学生发展，有利于未来发展，大学教育就不用害怕改革，不用回避责任。眼下有许多工作中的“患得患失”，就是因为没有把学生的未来需要想清楚。
 
    其次，教育管理者要敢于自我批判。学生毕竟不是通常所说的客户或消费者，他们需要接受引导。要使大学真正主动地关心学生成长的利益，则必须思考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直接从事教育管理的人员，则更要有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提高自己服务加引导的能力，视学生为子女，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这种精神是高尚人格和风度的表现，它本身就是教育的应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