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回国路漫漫

    刘：您曾经在德国BASF公司工作过，这对您今后研究有何影响？促使您回到学术界的原因是什么？
    吴：为什么要回到学术界的问题，是因为我不想做完全应用的问题，回到学术界我可以做基础研究，以及那些来自应用中的基础问题。我以洪堡研究员身份去公司，可能是洪堡研究员中唯一为公司工作的。我很感谢我的洪堡研究导师Dieter Horn博士，他是部门主管，是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以前做的就是我这一行，对我非常关心。在公司经常都要写报告，我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写作不多，他还常常帮我修改报告的英文。很不幸的是他去年去世了。我将终生记住他给过我的帮助和鼓励。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运气很好，尽遇到好人。
    我1989年5月30号离开北京，刚到德国还在旅馆我就听到电台新闻，知道北京出事了。我并没有想一年后不回国，但只能推迟回国，想返回美国。公司对我说，如果你要回家，我们不阻挡；如果回美国，为什么不留在我们这里工作呢？我认为德国工作签证非常难拿，或许比美国要难拿十倍（现在容易些），他们回答，那是公司的事情，就帮我办工作签证。公司说这个位置的人才整个欧共体找不到，甚至准备好了，要把官司打到联邦法庭。
    这中间有个插曲，公司董事会成员约见我，我们级别相隔四层。我的组长在公司十三年，从来没有和董事单独谈话。这次谈话让整个部门和组里都非常紧张，我要出了漏子，他们脸上没光。当时我差不多是他们整个研究部门，1000多个博士中唯一正式雇佣的东方人，董事会不太理解部门为什么要雇佣一个中国人。德国和美国不一样，进公司后通常不能解雇，所以非常谨慎，最后董事会对我还算满意。公司人事部门研究人员主管见我，也觉得手续很难，想钻一个空子，因为当时德国政府给中国学生“六四”特殊签证，如果走这条路，签证会很好办。我一下子给他顶回去了。不是跟爱不爱国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冒犯了我，我原话是“You have a job open。 I think I am the best person to fit the job. You only need to concern whether I am the best to fit the job. Whatever happened in China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y job application”。他下不了台打圆场说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就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工作，跟政治没有关系，您只要考虑我是否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