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学生非常优秀，从做研究生开始就参与‘墨子号’的工作，当时想都没想就留在了国内。”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卫星工程常务副总师王建宇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提到了自己团队培养的一名学生。

  王建宇对这名学生的评价是，当时整个项目的运行“我不在可以，他不在不行”。可这样一位团队中的主力，向上进步的路程却走得有些缓慢，至今仍是一名副研究员，能够获得的支持与奖励也寥寥可数。

  “前段时间他评上了上海青年拔尖人才，我问他，‘你评上有奖励吗？’他说，‘王老师，没什么的，就给我15万块钱的科研经费’。”王建宇说。

  反观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才引进回国后所能得到的待遇，则是另一番景象。

  “国外引进回来的人才，为他申请教授都是垫底条件，还会给他落户津贴、启动经费，两者一比差距很大。”王建宇说，自己的学生心态很好并不计较，但在意的科研人员可能就“跑掉了”。

  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跟记者聊起人才培养问题时，也提到了一件糟心事。“我有一个学生毕业后留校成为教师，他通过海外研修计划到国外，做得非常好，回来时他想申请‘青年千人’，结果去咨询说绝对不行，因为你是学校派出去的。后来，他回来后便从复旦辞职了。”

  为什么国内培养的人才不能和国外引进的人才一视同仁，代表们有些困惑。

  “既然叫人才，那就要以才识人、以才辨人，不要管他是本土的还是国外引进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院长李林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到了现象背后的人才观念。在他看来，不应将人才分为本土培养和国外引进，从国外留学回来才能获得机会，更不是正确的人才观。

  一直以来，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对国外留学人才的青睐，是基于国外教育水平、科研水平相对较发达来考量。然而，随着中国教育与科研水平的提高，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到今天，国内科研工作的水平也提高了，条件也很好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内实验室做的工作不一定比国外差。”李林说。

  王建宇举了量子卫星的例子，进一步佐证了李林的观点。“我记得当时有国外专家来了解量子卫星的情况时问我，‘是不是你们团队成员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建宇回忆道，“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你们中国做了这么尖端的工作，那一定是在西方留过学。”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几个有分量的、国际领先的成果，比如量子、克隆猴，如果你仔细了解就会发现，除了尖端的领路人，团队中基本都是清一色国内培养的人才。”王建宇说。

  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马兰也觉得，我们该有教育自信了，而这种自信就体现在“对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有正确的评估”，与海归人才一视同仁。

  事实上，代表们十分支持并重视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只不过，他们也希望，大批长期、持续奋斗在国家科研项目中的本土培养人才，应当受到与海归人才同样的重视。特别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道路上，这批人才的创新活力应当进一步得到鼓励，为他们的进步开辟通道。

  在人大代表会场，记者已从多位代表口中反复听到了“加大本土人才培养支持力度”的声音。这些关注也让李林乐观地觉得，人才问题快要接近拐点，接下来会向着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一视同仁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