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一位大学系主任遭遇的“人才困惑”
2017-01-17  来源:网络

  高校的国际化步伐日渐加大,作为引进人才,一批海归院长和教授近悦远来,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沈健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6年前,沈健从美国橡树岭国家试验室被引进回国。之后,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在人才培养、引进以及科研成果推广等方面,更是遭遇了种种困难。

  沈健的经历,在高校相当一部分海归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人才困境”

  沈健记得很清楚,当初他一回国,马上就遭遇了一个问题,他称之为“人才困境”——系里的老师要招博士生,但博士生的数量有严格限制,因为每年每所高校可以招收的博士生数,教育部都有严格的规定。

  “不要说我们大学教授,校长也常常为博士生名额而苦恼。”

沈健教授

  除了博士生,还有博士后。

  沈健说,由于目前国内高校博士后整体待遇偏低,加上其他的种种限制,这使得本土的研究人员往往后继乏人。

  有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我国的博士生数量已经与美国的博士生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美国的博士后数量,却是我国博士后数量的6倍,甚至更多。

  即便在上海,目前博士后人数大约只有3000多人———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后人数。

  沈健担忧的是博士后的“出口”问题:本土自己培养的博士后出站后,到底去了哪里?

  沈健统计了自己培养的博士后。他在德国、美国和中国期间一共指导了24名博士后。在德国指导的博士后基本上都去了学术界,在美国指导的博士后有一半以上去了工业界,其余的去了学术界。“当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教职,这在美国确实是一个挑战。”

  那些去了美国工业界的博士后,基本都在硅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硅谷确实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典范。”沈健说,这个完全由市场推动的创新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生态环境。

  自然生态环境固然很好,而科研生态环境更是非常完善———有最基础的研究,最前沿的学科,有加州伯克利、斯坦福这些非常著名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做前沿研究,也有很多应用研究,包括一些大公司也在做研发计划,当然还有成熟的风投系统。

  尤为重要的是,硅谷的科研和产业的生态链非常完整,这也是为什么硅谷是全球最活跃也是最吸引人的科创中心。

  或许正因如此,他指导的中国博士后,也去了硅谷。

美国橡树岭国家试验室

  本土好的原创成果不少,为什么会卡在转化上?

  完善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的生态链为什么如此重要?沈健用他亲历的一些事情做了说明。

  沈健所在的复旦物理系张远波教授与中科大的陈仙辉教授,在新型二维电子材料黑磷方面有创新性的发现和研究,而恰好黑磷可以替代一直以来迟迟没有突破的石墨烯。

  在他们的研究成果出来后,韩国三星公司马上找到课题组, 并且立刻开始支持他们的研究。相反,中国的公司则没有人知道他们。

  像这样的例子还不止物理系,在材料等研究领域无一不是如此———最新的研究成果一发表,海外的企业立刻就闻风而来。

  “这意味着这些跨国企业的研发部门,非常关注我们的基础研究,一旦发现是有意思的,立刻先投一笔钱做研究,并要求共享成果,即便这个基础研究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

  沈健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领衔的课题组在2012年完成了关于信息存储方面的新材料研究,这个研究成果当时仅属于基础研究领域,如果要应用,还必须进行完善。

  “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我达成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后,其实并不会有更多的想法。但我们的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后,立刻就有美国公司的人来找我,他们从工业应用的角度想到了如何完善我们的成果,并且有意投资我们的课题组,分享成果。这说明,海外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一旦出现一个科研成果,他们马上就会跟进。”

  在沈健看来,本土科研领域并不缺好的原创性成果——中国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断在产生一些很有意思的原创成果,但是从基础研究的结果到最后的转化,这个过程却很难达成。

  “没有后面的一步,那就影响了这个创新成果的进一步拓展和应用。”

在实验室里的沈健教授

  为什么外籍人才会抱怨“生活在真空”?

  沈健2010年来到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系主任时,曾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复旦物理系非华裔教授的比例,必须要达到20%。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才一定要在全世界范围中选拔,这样才可能提高研究水准。

  20%,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个临界数字,因为只有达到这一比例,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交流,并且形成一个集聚效应,这样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化人才加盟。

  回国后,沈健花费了大量时间,开展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很快在两年之内引进了四位非华裔的教授全职加入,其中包括意大利籍的雷奥纳多,他是从事天体物理研究的副教授。

  这些教授来到物理系以后,确实也有非常突出的科研表现,但是很快,沈健就听到了来自这些教授们的抱怨,因为“在中国,申请基金实在太难了”。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理论物理领域的教授来到复旦大学一年后,参加申请自然科学基金。

  但由于基金申请必须提交中文申请书,因此厚厚一叠材料,他首先得用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请博士生或者博士后加工申请本子。

  理论物理本身就非常艰深,而翻译软件的水平也是可以想象的糟糕,经过这样两次“转手”,可想而知中文的申请报告是有多晦涩难懂。

  沈健说:“一个评委一次要看二三十本申请材料,如果看到的是一个晦涩难懂的申请报告,这个基金申请基本上可说是寿终正寝了。”

  几次下来,这些教授们自然对基金申请制度怨声载道。

  不仅仅是基金申请,即便在物理系这样学者国际化水准相对较高的专业,这些非华裔的教授仍然像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

  他和同行一交流,发现国内高校大多数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有些校园里连路牌都只有中文,英文对照都没有。

  时间一长,对于这些外籍教授来说,就会有一种生活在黑暗中的感觉,偶尔才能有一线亮光。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对这些顶尖的学者来说,该是一种什么感受?想起来是我当初想得太简单,这几位学者的研究这么好,但却因为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科研界‘寸步难行’。”

  沈健感慨,引进一流的人才,需要真正国际化环境支撑。

  上海如何打好“人才保卫战”?

  更让沈健有紧迫感的是,每次他到外地开会,只要和外地高校的校长们坐在一起,经常的话题就是要把哪些知名学者引进到自己学校去。

  “我们面临着很激烈的人才竞争,很多大学都有完整的人才引进计划———哪些学校有引进目标对象,如何有步骤地引进,都有完整的规划。”沈健说,为了留住人才,不仅时有疲于奔命之感,而且经常还要找到校长解决难题。

  由此,他提及了上海的科研生态环境。

  在国内,上海具有相对好的科研环境,在人才引进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国际人才合作环境方面。但是近年来,上海也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地区之间激烈的人才竞争,使得上海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流失。

  沈健举了个例子。国内学术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求是奖”,其中“求是青年杰出奖”从1995年创立到2001年,每年给全国十余位青年科学家颁奖。

  这些奖曾经颁给过杨玉良、白春礼、王恩哥、张杰、张泽、侯建国……这些人如今是中国科研界的半壁江山。

  2001年,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曾经停止,直到2013年恢复。恢复当年,上海有3个人得奖,2014年上海有2个人,2015年,上海也有2个人,这其间每一年都有一个复旦物理系的学者得奖。但是到了2016年,上海没有一个人得奖。

  在沈健看来,这个案例已经表明了当前各地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

  “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科创中心,人才当然是第一位的。怎么样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进来?这确实是非常重要、非常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版权与免责声明:本网页的内容由中国聚合物网收集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整理获得。目的在于传递信息及分享,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真实性,也不构成其他建议。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如涉及侵权,请联系我们及时修改或删除。邮箱:info@polymer.cn。未经本网同意不得全文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责任编辑:xu)
】【打印】【关闭

诚邀关注高分子科技

更多>>最新资讯
更多>>科教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