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途”之惑：谁来供养博士后

　　要安心科研，首先要实现的基础保障就是衣食无忧。这就涉及到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字眼——钱。

　　目前，国内招收博士后主要有国家资助招收和自筹经费招收两种，这两种模式占据了中国博士后招收类型的85%。其中国家资助标准每人两年10万元人民币，至于自筹经费模式，一般而言是单位根据研究工作需要灵活掌握。

　　一年5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对于大多到了成家立业年龄的博士后们来说，够花吗？

　　张珂去年博士后出站，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教师。在读博士后时，她就已经成家。因为有两个人的收入，所以对她而言并不存在“够不够花”的问题。然而，她的一个同事就没那么幸运了。

　　“当时，我们站里还有一个博士后。他还是个单身，也没有房子，但在学校周边租房又实在太贵。最终，他只能借住在学生宿舍里。”张珂说。

　　事实上，在人们谈论目前的博士后制度时，所谓的“高福利”早已成为过眼云烟，而“待遇太低”也几乎是每次都会被首先提到的问题。就在今年的两会上，钟章队就建议将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的经费提高到国家自然基金青年金项目的水平，或者设立博士后研究和创新的专项基金。

　　与钟章队有类似想法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林。在议案中，他也提到要设立国家博士后基金，并成立独立的国家博士后基金委员会，国家博士后基金管理可以借鉴德国“洪堡奖学金”。

　　如此提升博士后待遇，究竟需要花国家多少钱呢？

　　采访中，长期研究轨道交通的钟章队结合自己的专业，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

　　“目前，一公里地铁按最普通的造价计算，需要5亿~7亿元人民币。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统计，2013年全国博士后进站人数约为1.3万余人。如果按每人每年5万元资助标准计算，这笔钱仅仅达到一公里地铁的造价。然而，这1万余人创造的科研价值岂是一公里地铁所能衡量的？”

　　要知道，在2014年，仅仅作为地级市的江苏省南通市，其获批建设的地铁总里程就将近60公里，总投资近400亿元。

　　“如果说之前我们的财力还达不到的话，现在我们已经有充足的财力提升博士后待遇了。”钟章队说。

身份之惑：我们究竟是谁

　　30年前，当“龚克”们进入大学博士后工作站时，“没有教学任务，可以专心从事研究”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而如今，很多博士后似乎连这点福利也没有了。

　　在网络搜索引擎输入“博士后、教学任务”的关键词，可以搜出很多博士后招聘启事，其中大部分启事都会规定博士后具有一定的教学任务。这中间，有些招聘的是“师资博士后”，但也有部分招聘的就是一般的科研博士后。

　　给学生上课，也就意味着博士后身上已经有了些“老师”的味道，但他们真的算是“老师”吗？

　　“在国外，博士后一般被看成科研人员。但在国内，我们现在不知道应该把他们看成什么。”顾英权是张珂的博士后合作导师。采访中，他坦言对博士后的管理有“很大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既不是老师，也不能当成纯粹的研究人员。所以，我们教师开会的时候不能叫他们参加，组织一些活动时也不知道是不是该让他们参加。”

　　顾英权的话语背后，其实反映的是目前博士后群体自身定位的模糊。

　　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博士后是一段研究工作经历，但不是正式职业，把博士后当成一种学位的看法“很荒唐”。应该说，除了周其凤外，很多学者在公开媒体上都在强调博士后不是一种学历或学位，但在公众层面，将这两者画等号者并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一些制度性的问题不能不提。

　　“目前，我国的博士后培养要国家批准设站，相关部门限定规模。对于进站的博士后，国家要给予特定待遇，最后还要颁发证书，这一套程序就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博士后依然是一种学位。”采访中，龚克这样表示。

　　于是，博士后就在这种“学生”“老师”和“科研人员”的理念夹缝中，渐渐模糊了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在前文中提到的国家给予博士后的“特定待遇”中，解决户口和子女就业是重要内容。而正是这种“隐性福利”，给某些人提供了一些可钻的空子。李亮曾发现，一些京外企业的高管就是冲着这些福利来做博士后的。这些高管私下联系京内高校的教授，许诺一定好处（如实验室项目、资助等），要求其招收自己成为博士后，从而“曲线解决”子女在京上学的问题。“只要他的博士后能够延期两年，子女就能在北京高考了。”

　　事实上，对于这种“隐性福利”所带来的弊端，很多学者已经有所察觉。然而，如果取消这些福利，则又会降低本已不高的博士后吸引力。对于这对矛盾，顾英权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其实是现行制度带来的一种弊端，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博士后的身份定位。我们要将其明晰起来，就应该在提升博士后正常待遇的基础上，取消隐形福利，让博士后的精力回到原本吸引他的地方。”顾英权说。

管理之惑：谁该管理博士后

　　今年两会上，真正将周其凤和博士后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他对博士后定位的纠正，而是他的另外一席话：“目前我国设立博士后是由人事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这个机构存在，就意味着存在编制，有经费，有权决定谁可以设博士后流动站，谁可以招收博士后，博士后要给什么待遇等。”他建议取消掉博士后管理机构，由科研机构、大学、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在国内外招有博士学位的人。

　　此番话一出，随即引起公众普遍关注。而对于建议本身，则是一片叫好之声。

　　事实上，在今年两会的议案中，周其林给出的博士后改进意见的第一条就是“撤销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及其所有博士后工作站和流动站。国家不再统一颁发‘博士后证书’，不再评定成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如果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市场也要起决定作用。”采访中龚克如是说。

　　然而，如果将博士后管理机构取消，将权力下放给企事业单位和大学，是否会出现“一放就乱”“鱼龙混杂”的情况呢？对此，顾英权有自己的理解。

　　“这种情况当然可能发生，但我们也要相信市场自身的调配力量。”顾英权说，而且当下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视品牌力量，在此背景下，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能否生存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流动站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内部环境。因此，暂时的“鱼龙混杂”也许会有，但最终会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由政府重视博士后制度并支持其发展的国家，这种重视和支持也使得国内的博士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并有了今天的规模。而如今，政府似乎又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

　　“如果说之前政府在博士后体系中，充当的是‘管理者’角色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把关人’。”李亮坦言，针对当前博士后制度发展的现状，政府应该行使的权力其实是审查权和监督权。一方面，当企事业单位和高校提出博士后建站意愿时，政府可以考察其是否有足够的物力、财力。如果有，则可以建设；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对博士后流动站进行检查和评估，取消部分不合格者。除此之外，政府不应再干扰博士后流动站的正常运行。

　　“如果说，之前政府已经将博士后‘扶上马，送一程’的话，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做的是松开缰绳，让这匹马真正地跑起来。”李亮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什么是“重视教育”

　　“即使什么都不做，就不能算是另外一种对教育的尊重和重视吗？”采访中，当记者问及取消博士后管理机构是否意味着政府完全放手时，有学者这样回答。

　　这个答案其实很值得思考。

　　长久以来，“重视教育”一直是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主管机构高呼的口号。我们当然不能怀疑政府部门说出这句话时的诚意，毕竟，谁都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大踏步前进。然而，“重视教育”是否就可以和“插手教育”画等号呢？

　　当然不能，教育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当需要政府扶植时，政府的一双手是温暖的；然而，当教育需要一定的自由成长空间时，这双手就成为了这个空间里最粗的绊脚绳。

　　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一说就明白。但遗憾的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个道理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的干涉，看到了太多在“尊重教育”的理念下，政府部门对教育核心权力的死守不放。如果将教育发展和教育改革比作李亮口中的那匹骏马的话，政府部门如果站在原地看着这匹马肆意驰骋，这就是一种对教育事业的“不负责任”。殊不知，此时的马才是最快乐的。

　　于是，我们需要改变一种观念，那就是有时候“什么都不做”才是对教育的最大尊重，因为在“无所作为”的背后，是教育本身发展空间的扩展，也是尊重教育规律的最佳体现。本文作者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