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海宁一家知名服装企业拿到了一笔近千万元的产品订单。但是企业负责人却高兴不起来: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笔订单的毛利率约33%,但净利率只有0.3%。“利润都被成本吃掉了。”他感慨地说。
这家企业的情况并非个例。浙江省经信委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人员劳动报酬年均增速超过15%,税金年均增速超过7%,但企业销售利润率增速始终在5.5%左右徘徊。
近年来,浙江省为企业降本减负频频出招,特别是“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显著降低企业的项目审批成本。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省制度供给不足的短板进一步凸显,制度性交易成本等企业负担仍有待继续降低。日前,省有关部门对11个设区市300家制造业企业的成本负担问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在300家企业样本中,2015年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加的企业比例仍高达62.5%,大部分企业认为该项成本的负担最重。为此,记者最近对一些企业进行了回访,进一步了解个中详情。
制度性交易成本高,高在哪里?
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似不直接,却能看出一个地区的投资软环境。
目前,浙江省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已从1000多项减少到28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已全面取消。但记者调查发现,制造业企业投资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仍有不少审批、核准、备案、许可、认定、认证、检验、检测等环节,政府部门设权、中介机构评估、关联企业收费的管理模式让不少企业家感觉负担重。特别是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商事登记、产品(器具)检测检定等各类行政审批中,仍然存在不少收费项目。
投资项目工程建设审批方面,据某企业不完全统计,需要缴纳10余种项目收费。该企业一个30亩的土地工程建设项目,仅项目建设保证金和文明施工保证金两项,就需缴纳370万元。
一家企业反映,为了筹备企业上市,要对企业名称进行变更(其他注册登记内容都不变),在办理变更手续过程中,各种收费项目累计达200多万元。
在产品(器具)检测检定方面,某企业生产的燃气管道压力元件,出厂前要经过当地的特种设备检测中心检测(检测费为销售额的8‰),但产品出厂后进入外地市场,仍要到销售地接受检测,检测内容基本不变;杭州一家地板企业的一个新品上市前,按规定要在几个城市完成近30项不同类别的环保检测,每项检测收费都超过1万元,完成一套完整的检测报告至少要花费30万元。
投资审批全流程耗时之长,同样令众多企业家苦恼不已。某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考虑征地因素(一般耗时6个月),从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证共耗时9个月,再加上审批环节之间存在的协调衔接,从项目立项到峻工投产,一般需要两三年,有的长达五六年。这不仅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更易错过商机。
由于大多数中介机构由相关审批部门发证许可,中介服务机构与相关部门之间难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部分中介机构仍然存在垄断经营现象,收费较高且不规范。不少依附于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的行业协会、学会利用行政审批、检验检测、技术评审、考核发证等,变相强制要求行业内企业加入协会、学会并收取费用,每年会费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让企业家极为反感。
“安评、水评、能评、环评等中介收费从几万元到20多万元不等,我们企业在支付给中介15万元安评手续费后,由于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工作资质和业务能力,没有对企业项目进行修改把关,导致企业项目无法通过审查验收,又得推倒重来。”某企业负责人如此抱怨。
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企业中,社保成本也是企业的一项不小负担。“一名员工每月用工成本8000元,扣除‘五险一金’费用,员工拿到手不足5000元,社保费用占比超过四成。我们企业2015年利润为4000余万元,不考虑公积金支出,仅职工‘五险’支出就高达689万元。”某家具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很多制造业企业的税费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过高。
国家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在落地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打折扣。
减轻企业负担,如何继续发力?
不少受访企业家直言,“减轻企业负担,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推进简政放权。”这些企业家期盼,很多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交易成本,包括审批、中介机构服务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
制度性交易成本看不见、摸不着,没统计、无数据,但都大量存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不仅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条有效途径,还是提升企业信心、增强企业投资能力的客观需要。
“结合浙江而言,我省仍要继续推进企业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扩大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试点范围,严格落实零地技改不再审批政策,继续大力推广高效审批模式。”省有关方面在省政协的一次调研中建议,还应规范中介服务,一方面要培育中介组织体系,通过市场化竞争的办法提高中介服务质量、降低中介服务收费,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出台服务标准、服务流程,明确收费标准。
“要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等改革,优化政府管理,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促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同时,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企业家的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如是说。
今年4月8日,浙江省公布《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发展环境的若干意见》,推出30条降成本举措。“接下来,省减负办将研究制订浙江省‘企业减负三年行动计划’,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专项行动。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释放改革红利,形成清单之外无收费和防止反弹的制度性安排,开展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发展的惠企行动,推动建立减轻企业负担和降低企业成本的长效机制。”省经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