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部族丛生、石油财富的重新分配、军事打击毁掉的外国工程赔付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将一并考验后卡扎菲政权

　　财经国家周刊消息  8月22日上午，利比亚驻华大使馆。卡扎菲时代的纯绿色国旗被一位使馆工作人员降下，随即更换为代表反对派的红黑绿三色旗。
　　前一天晚间，僵持6个月之久的利比亚局势陡转，反对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卡扎菲成为继突尼斯总统本 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之后，中东风波中倒台的第三位强势政治人物。
　　与此同时，巴林国王哈马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门总统萨利赫等其他中东政治强人，也在密切地关注这场剧变。
　　然而，无论是本 阿里、穆巴拉克，还是卡扎菲，其统治一旦突然完结，其身后的权力真空如何填补，政局如何平稳过渡，都是未来政权要面临的考验。对于利比亚，尤为特殊复杂的是，国内丛生的部族、石油财富的重新分配、军事打击毁掉的外国工程的赔付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将一并考验后卡扎菲政权。

　　未卜的过渡期

　　卡扎菲之后，“全国过渡委员会”(下称“过渡委”)登上利比亚权力前台。
　　过渡委以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作为利比亚过渡的样板。并在英国顾问小组参与下，拟定了“后卡扎菲时代过渡方案”，规定过渡期为8个月，在此期间成立“基础广泛”的过渡政府，过渡期满后，利比亚将产生民选的新政府。
　　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过渡委定能够完成8个月的平稳过渡，然后如期举行大选。而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王林聪对本刊记者分析认为，过渡委主要以东部力量班加西政权为主，未能涵盖利比亚的各派力量，因此，其代表性有限。
　　过渡委主要包括部落力量、含基地成员的伊斯兰势力、反卡扎菲的民主人士、伊德里斯国王王室力量以及军人(班加西军队)等5股势力，可谓派别林立。
　　王林聪认为，卡扎菲下台后，班加西反对派内部裂痕分歧扩大，影响利比亚政治稳定的过渡。
　　一位与班加西政权高官有过接触的欧洲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从卡扎菲政府叛逃至反对派班加西的高官，现在面临着反对派的不信任。其中，反对派对过渡委主席阿卜杜勒 贾利勒质疑声最大。“一定程度上，贾利勒已经被班加西政权架空。”该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此前曾任卡扎菲内政部长、几乎与贾利勒同时投奔班加西、任反政府军总司令的尤尼斯疑似被班加西伊斯兰势力刺杀，暴露了反对派内部的裂痕。为吸取尤尼斯被刺教训，贾利勒公开宣布，卡扎菲一倒台，自己就放弃在新政府中的任职。
　　部落间的冲突是利比亚平稳过渡的另一个难题。利比亚部族势力强大，国内存在几百个部族，其中主要的有麦格拉、阿里 祖瓦亚、瓦法拉和卡达法。过渡委执行主席吉布利勒是东部部落代表，但此次立下夺取的黎波里头功的西部反卡扎菲部落很难与其同心同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文林对本刊记者分析认为，利比亚政权的过渡，更多的是政治经济长期受压制的东部部落，反抗卡扎菲为代表的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西部部落。而经过此次战乱，部落间仇恨必定加深。而利比亚未来政治安排，不再完全是简单的分权和多党制，更多的是东部部落重新掌管政权压制西部部落。
　　“短期看，卡扎菲所属的安达卡部落，可能面临被报复清洗，长远看则沦为二流公民的地位，东部部落瓦法拉可能会重新在政治上占据利比亚政坛要位。”田文林对本刊记者说。
　　武器的扩散，也威胁着平稳过渡。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奥特曼认为，一个持久的安全隐患问题，是武器的扩散。这将削弱反对派对政局的控制。“流散的武器一部分被极端组织所掌握，另外通过地区贸易或盗窃，流失到其他部落。”他说。
　　由此看来，8个月的过渡期局面不容乐观，一旦失控，有可能陷入部落仇杀、宗教势力中的基地分子也有可能借机做大的无政府状态，这对后卡扎菲政权，着实是一个挑战。“由此看，卡扎菲强人统治的结束，并不等于民主时代的自动降临。”田文林说。
　　突尼斯与埃及曾一度展现民主转型氛围，但是近期事态又现变故。在埃及，对前总统穆巴拉克进行的牢笼审判引了争议，导致社会分歧加剧，反而不利于政治和解的达成，以及埃及未来社会的稳定。
　　中东地区出现强人政治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些国家国内教派、部族等群体影响大，而压制教派或部族意识的抬头，需要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阿拉伯世界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大国争夺的对象，因此也希望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其克服困难。
　　“中东的政治转型，就像是在摊一张烙饼，翻来覆去、不断循环。出现过西式民主分权制统治，但是这种统治非常孱弱，弊端多，因此被政治强人取代；经过时间的过渡，强人政治弊端暴露充分，再次出现分权制，随着分权弊端充分暴露，那时则又是强人政治出现的时间。”田文林说。
　　“只要生产关系不进行根本的改革，财富被少数人占有的现状得不到改变，利比亚、埃及等中东国家的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田文林认为。

　　利益再分配

　　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后，敏锐的国际市场便做出了反应：油价在全球经济放缓预期而下跌的基础上，再次走低。
　　利比亚是全球第12大产油国，石油产量占世界石油消费的1.8%，占OPEC产量的6%。考虑到利比亚石油世界占比小，分析人士认为，石油复产并不足以影响世界油价长期走势。另外，“今年利比亚复产将十分有限，因此对价格的影响也应比较有限。”中金公司发布的报告认为。
　　但是，石油出口在利比亚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耗时6个月的战争，给利比亚的经济带来重大挫伤。石油产量大幅度下降。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战争期间，利比亚原油产量仅有6万桶/天，比战前损失了150多万桶/天。
　　“利比亚不会马上恢复石油生产。需要2~3年。”王林聪认为。
　　石油咨询公司Wood Mackenzie发布的报告称其原油出口恢复至危机前水平需要3年时间。理由是，利比亚反对派所在的东部石油设施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卡扎菲的军队对其包括输油管道在内的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另外，在利比亚，多数油田的生产都十分依赖海外石油公司。而海外石油公司往往在确定利比亚政局稳定后，才会逐渐回到利比亚，同时要与新政府签订新的协议，现存的协议预计也要重新谈判签署。
　　一个技术上的因素也会拖延复产时间。“利比亚原油本身含石蜡成分较多，长达半年之久的停产，使得石蜡逐渐沉淀到油田油管中，导致油管部分堵塞。反对派需要对油田进行‘洗蜡’，才能恢复生产。”中金公司分析师认为，预计在较乐观情形下利比亚在2012年产量有望恢复至90万桶/天，而完全恢复至战前水平需要更长时间。
　　3个月前叛逃的前石油部长加尼姆也认为，由于石油设施的毁坏和劫掠，利比亚不可能立刻开始恢复生产，但可在3~4个月内将产量提高到40万桶/日，而恢复至以往水平则需两年时间。
　　然而，也有乐观人士估计，利比亚石油复产时间要比预期早得多。位于纽约的能源贸易对冲基金Again Capital石油专家约翰 吉尔杜夫认为，无论是卡扎菲还是反对派，基于石油经济效益的考虑，在战争中都有意识地维护石油设施。因此，利比亚主要的石油管道以及基础设施都是良好的，石油生产将很快恢复。
　　利比亚石油到底何时复产的争论还未完，围绕利比亚石油财富重新分配的战斗，已悄悄打响。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85%的利比亚原油出口给欧洲炼油厂，其轻质低硫油对于欧洲意义重大。2010年，利比亚超过30%原油供应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因此欧洲对其复产的需求最为迫切。意大利外长Franco Frattini近日向意大利电视台表示，意大利政府门下的埃尼(Eni)石油公司，现在已经在利比亚东部准备石油的复产。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等均在积极寻求恢复和扩展在利比亚的业务。
　　与此同时，过渡委主席贾利勒日前承诺，反对派将依据各国在冲突中给予反对派的支持进行“回报”。利比亚反对派控制的石油公司发言人日前表示，曾对过渡委采取敌对立场的国家，今后将难以获得新的勘探特许权，这些国家包括印度、中国和俄罗斯。
　　上文提及的欧洲知情人向记者透露，利比亚最大石油公司——阿拉伯海湾石油公司高层对中、俄在今年联合国武力制裁利比亚决议时所持的立场不满。然而，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没有必要过于看重这样的言论。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对本刊记者分析认为，主张与中、俄、巴西等国合作的反对派官员其实数量更多。
　　进驻黎波里之后，利比亚反对派主管重建工作的官员艾哈迈德 杰哈尼已经表态，新政权将遵守卡扎菲政府签署的石油、工程承包等协议，声称合同“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包括与中国公司签署的协议。反对派驻英国代表格马提也立即就此新闻回应说：“将遵守卡扎菲时代签署的商业合同，致力于与那些同卡扎菲合作的人和解，而不是报复。”另外，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鏖战方酣之时，反对派政权就和卡扎菲一样都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搞好对华关系。如反对派政权派遣兵力守卫中国公司承建工程，向中国出口其第一船原油。
　　“即使报复，中国也损失不了多少，最多就是短期内拿不到新合同而已。而且在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利比亚对中国的依赖性都高于中国对其依赖性。”梅新育说。
　　数据显示，利比亚11%的原油出口中国，但其在中国历年进口石油来源中最多仅占2%~3%；2010年中国与利比亚贸易额65.76亿美元；2009年中国在利比亚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金额58.4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9.13亿美元，在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中占4.6%，在完成营业额中占2.5%；
　　2009年年末中国在利比亚直接投资存量4269万美元，占当年末中国官方统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02%，在非洲各国中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排名第31位，而且大多数是承包工程的项目公司。

　　海外索赔纠结

　　此外，虽然有分析人事认为，利比亚资源丰富，其偿债能力不成问题，但后卡扎菲政权仍要面临各种海外索赔纠结，影响其与有关国家的关系。
　　按照商务部的数据，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有媒体报道，此次利比亚战争中，中国企业的损失，远高出官方公布的数据。
　　上文提及的知情人向本刊记者透露，中国许多基建工程，包括交通、码头等工程的资金、不少是中国企业预先垫付的，而非业主先期投资的。这些在战争中被毁坏的工程，是利比亚当地业主追加投资，还是由利比亚政府赔偿？这是利比亚新政府成立后，中国要与之商讨的一个比较棘手问题。
　　他透露，班加西临时政府官员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即石油复产后得到的资金，以及卡扎菲海外解冻的资金，赔偿给中国在利比亚受损企业的可能性极低。
　　梅新育认为，利比亚6个月的战争只是造成了中资企业资金周转问题。
　　他认为，中国在利比亚直接投资甚少，中国公司在利比亚的项目大部分是承包工程。商务发言人姚坚所说的188亿美元指的是合同金额，而不是已经实现的损失；绝大多数是承包大型工程项目的合同金额，而不是直接投资。 “合同金额不等于面临受损风险的资产金额。直接投资遭遇政治性风险后有可能损失的是已经投入的资产，而不是直接投资合同的全部投资金额。假如某家中国公司在战前与利比亚有关企业和政府部门签署了1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合同，但未及实施就因爆发战乱而暂停实际投资行动，那么，尽管这1亿美元合同金额要纳入188亿美元范畴，但这家中国投资公司实际上并无任何实际资产损失的风险。”梅新育说。
　　同样，承包工程遭遇政治性风险后可能的损失包括应收工程款成为坏账、留在工地的装备损失、已建成工程受损坏，等等，不等于工程合同的总金额。“假设一家中国工程公司与利比亚政府签署了2亿美元的安居房建设合同，工程款分期支付，项目已经全部建成验收合格，利比亚政府已经支付了以前几期款项，剩余最后一期2000万美元尾款待付，那么，尽管这2亿美元合同金额也要纳入姚坚所说的188亿美元范畴，但这家工程中国公司实际可能的损失就是尚未支付的2000万美元尾款。”梅新育又打了一个比方。
　　梅新育认为，根据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工程项目的特点，应收工程款彻底沦为坏账的风险较低。假如承包工程的发包方是私人企业，那么，一旦私人企业在战乱中垮台倒闭，业主死亡，已建好工程的应收账款就只能沦为坏账了，最好结果也不过是承建公司被动地成为业主。但是，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建的多数是住宅、道路、灌溉渠道等民生工程，发包方是利比亚政府。这样，战乱过后，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甚至利比亚分裂，继承的政权都有偿还这笔债务的国际义务，因为这是国际惯例。
　　目前，已有中资企业在利比亚重新开始业务，比如班加西的通信很大程度上由华为和中兴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