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货!一个半月前还在琢磨如何将油库填满的成品油贸易商们,如今关心还有多少油没有出掉。
上周五,根据纽约商交所的信息,8月份轻质低硫原油期货结算价格每桶下跌至59.89美元。这是5月中旬以来该价格首次跌破60美元。国际油价一度从今年年初的30美元/桶一路上涨到6月中旬的73.23美元。7月初开始行情大逆转,不足半月国际油价大幅下跌14.28%。
“看起来这个月发改委会下调成品油价格,我们在想办法出货,但难度比较大,恐怕出不干净。”7月13日,浙江某民营石油公司一位副总对本报记者称。
欲出货的不仅是民营企业。自6月30日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格后没几日,中石油、中石化曾坚固的价格联盟就遭重创,各地成品油批发价一路下滑,至7月13日,跌势仍无趋缓迹象。
出货!
7月13日,北京西二环一家中石油加油站内摆了几十箱矿泉水。几乎每一排加油机的两侧都贴着告示:“加油满150元,送弱碱性矿泉水一箱。”收银处窗户上贴着另一个公告“IC卡储值满2000元优惠2%,300-2000元优惠1%。”
“IC优惠政策是从11日开始的,送矿泉水今天刚开始试运行。”该加油站收银员对本报称。值得注意的是,7月11日正是国际油价跌破60美元的第二天。
记者获悉,中石油在北京共150家加油站都执行了相似的优惠政策。但这一优惠力度尚不及壳牌、道达尔。
这是今年以来,北京成品油零售市场第二次价格战。但最激烈的争夺不在北京也不在零售领域。
据卓创资讯提供的数据,发改委调价第二天,全国24个区域93号汽油和0号柴油共48个批发价格有5个有50-100元的上涨,而7月13日当天全国共有22个价格下跌,其中天津0号柴油价格的下跌幅度高达250元/吨。
“如果不在发改委调价前出掉7月高价进的货,那就意味着一夜之间就要面对每吨几百元的损失。”上述企业人士对本报称。
去年年底,新的成品油价格管理办法开始实施。按照该办法,中国的成品油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汽、柴油价格。这就意味着,中国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可以预知。
“发改委欲涨价时,贸易商如果时机掌握得当,一吨成品油立即就能产生几百元的利润,5月份不少人大挣了一笔。但相反如果发改委下调价格,贸易商库中的成品油价值每吨立即贬值几百元。”上述人士分析,无论民营还是两大公司现在都面临资产贬值的危险。
国际油价从7月初的70美元跌至7月11日的59美元,变动幅度已达14%,如发改委严格执行上述管理办法,下调油价已无悬念。
“到本月月底,若国际油价仍维持在60美元左右,按照发改委此前公布的公式,油价的下调幅度在400元/吨。”刘峰预测。
上述民营企业高层人士认为,如果调整到位,下调幅度可达1000元/吨。其思路是,5月中旬之后,发改委2次上调成品油价格,分别是400元/吨和600元/吨,共计1000元/吨。
而今国际油价已经回到5月中旬的水平,国内价格也应回到当初的水平。
“由于我们还有加油站,所以每天都还在出油,如果仅仅是做中间贸易,现在肯定急得不得了,想各种办法出货。”浙江另一经营成品油贸易和仓储的民营企业高层对本报称。
但事实是,人人出货,无人接货。“北京地区正常情况下,每天成品油销售量在3000-5000吨,而现在每天只在800吨浮动。”刘峰称,毫无疑问,最终肯定有企业亏本。
定价机制待考
比油企更如坐针毡的是发改委。
6月30日,发改委刚刚将成品油价格上调了600元/吨,创下今年以来的最高上调幅度,随后国际油价就大幅下滑。一涨一跌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坊间质疑之声鹊起。
中国能源网韩晓平认为,国内油价的调整幅度与国际油价实际上出现了“水涨船飞”的局面,国内油价调整幅度大大高出国际油价变化幅度,中国的油价甚至高于美国。
尽管国际油价从年初的33.98美元/桶上涨到6月29日的71.49美元,涨幅达110%;而国内油价从5.33元/升仅仅上涨到6.37元/升,涨幅不到20%。但韩晓平认为中国原油的开采成本远低于国际水平,大幅调价是将利润输送给两大公司,而且中国成品油税收也远远高于美国,增加了金融危机时期民众的生活成本。
继5月7日公布《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配发答记者问之后,发改委日前再次就油价问题回答了社会关心的包括“国内外价格差易”“石油石化行业利润”等6个问题。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邓郁松认为。相比现在的价格水平,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市场竞争。
“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是符合石油行业以及全社会整体利益发展方向。”但邓郁松对本报分析,定价机制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它只能制定一个最高限价,但具体的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国际原油价格等多种因素。若想真正理顺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必须加强市场竞争。
“施行新的定价机制后,民营企业的生存机会大于往年,从价格战这一点就能看出民营企业对成品油价格影响。”但刘峰分析,从全产业链的实力来讲,民营企业的实力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降低。“若想真正理顺价格机制,还需更多的产业政策扶植,而非完全依赖两大公司的行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