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你一直提倡创造性教育，这种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个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我认为21世纪是创造性的世纪，21世纪的人才观就是创造性的人才观。

第二，大学应该创造出实施创造教育的模式，我就设计了一个“SSR”的创造教育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第三，我认为大学必须营造实施创造的文化氛围，就是民主、自由、独立、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是创造最需要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所说的“创造”具体有哪些内容？

 

刘道玉：目前流行“创新”的口号，而我只提创造。不是说创新是错的，而是说创新与创造是两个概念、两种能力。什么叫创造？从无到有是创造。人类历史上的发明和发现都是创造，比如居里夫人发现同位素，DNA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飞机、火箭的发明等。而创新是从旧到新。比如一个作家写了本小说，这是创造，剧作家把小说改编成剧本，这就是创新。又比如手机，第一个发明手机的那是创造，后来不管手机的结构和外形、功能怎么变化，那都是创新。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创造教育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

 

刘道玉：应该说是的。钱学森提出的建言只有76个字，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读懂这76个字。“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在我看来，这句话是这76个字的核心问题。办学模式是因，而创造性人才是果，二者相辅相成。

这也说明中国实施创造性教育的阻力太大，中国人的创造意识太差。因为我是搞这一行的，我很敏感，困难太大了。中国人习惯于模仿思维，所以中国为什么有剽窃的问题，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是由模仿思维造成的。要走出这个思维的窠臼，就是要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模仿思维，进行创造性教育还有哪些方面的阻力？

 

刘道玉：还有就是中国人乐于守旧，不愿意改变现实，见怪不怪，怕冒风险。再就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教育体制是“大一统”，如果没有独立精神，不允许挑战权威，那怎么创造？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一流大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曾经说过，与其说是硬件差距，不如说是人和软件方面的差距，你指的人和软件的差距是什么？

 

刘道玉：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什么是一流大学，这必须要界定。

在我看来，一流大学第一要培养出一流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会是一流的领袖式的人物，这个领袖是广义的概念，不光是国家的领袖，还可以是学术界、企业界的领袖；第二，必须有重大的原创性的成果，获得世界公认；第三，必须拥有众多的学者，其中有多人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世界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奖；第四，必须有由学术大师创立的科学学派。一个杰出人物是一个学派的首领，在他的周围会诞生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你看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有经济学派，普林斯顿大学有理论物理和数学学派，耶鲁有法学学派；第五，一流大学必须有传世百年千年的学术经典著作。

我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些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前几天李政道在北师大有个演讲，他说培养创新人才就是要进行精英教育，要一对一教学。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这就是精英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错位发展，需要几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也需要培养专业人才，适应社会需求的大学。

 

刘道玉：对，应该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应该要有功能定位，现在就是没有定位，大家都要当一流大学，都成为研究型大学是不可能的。美国也只有124所研究型大学。在我看来，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大等少数大学就应该是培养精英的大学，是象牙塔式的大学，应该远离实用主义，树立以学术为终身的志业。

这些精英式的大学应该搞通识教育，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培养高素质的杰出人才。5月份在南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和斯坦福大学的校长都毫不客气地给中国大学提出批评，认为中国学生的弱点就是知识面太窄，18岁就选专业，什么都还不了解，兴趣也没形成，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眼光和胸怀，这样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我认为精英大学应该毫不犹豫地全面实施通识教育，这是与他们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研究人才的目标相一致的。

而另一方面，也应该允许一些学校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强化专业培养，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社会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

研究型大学负责提高，普通大学负责普及，应该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即使是专业型教育，也应该适当增强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这样他们才有发展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