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急功近利，当SCI论文成为“最硬”的评价标准，很难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十年磨一剑”

    梅永红：在科技评价上，存在着重数量不重质量、重产出不重应用、重短期不重长远、重物轻人等问题。比如，科研单位和大学大都以发表 SCI论文作为“最硬”的评价标准，这种简单化的评价机制最终会把学者“逼上梁山”——为发表 SCI论文而研究。再比如，对于不同类型的研究缺乏科学的分类评价，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导致研发活动的重复分散和行为扭曲。在这种评价导向下，我们可能很难期望有多少人愿意做“十年磨一剑”的研究。

    饶毅：当下的科学评估标准往往是“短平快”。比如，一些人想当中科院院士，就盯牢发论文的杂志，而不是看领域的重要性、自己的工作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多大推动，发一堆相互没有关联的论文。这样他们就不怎么考虑实质多么重要，不太考虑做长远的有意义的工作。

    王志珍：实际上，如果将科学的“短期收益”当作衡量科学价值的标准，更多关注科学带来的短期影响，这样会模糊其长期的隐含价值。杨乐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国际著名数论家、英国的哈代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还认为，数论跟实际没有什么关系，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到了70年代，数论研究在计算机科学中，比如信息安全、密码技术，有了非常重要的应用。而信息安全、密码技术，对军事和商业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科技体制改革最大阻力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问题,只有下定决心改善制度环境，创新型国家建设才有保障

    王志珍：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更多地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未来的30年必将更多地依赖于中国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必然要依赖于科技体制为之提供有效的支撑体系，而且应该是要提供一种“持久”的支撑能力。

    饶毅：好的科技体制，应该是让真正想做、能做科研的人得到足够的经费支持，把多数时间放在思考科学本身的问题上，不需要陷入拉拉扯扯的关系。而在目前的体制机制导向下，情形恰恰反过来了。

    王志珍：的确是这样。蒲慕明先生是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有一个媒体报道过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一次他问他所里的一个研究员：我们给你的钱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花时间、精力去申请别的项目？他被告知：“因为别人都在要项目要钱，不去要就亏了”。仅就此事而言，显然需要我们去研究经费的统筹配置和稳定支持与竞争支持的合理分配，以及如何遏制普遍存在的浮躁。

    梅永红：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权力和利益问题。因为改革的实质是对原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势必涉及某些部门、团体和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以对国家科技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忧思，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打破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乃至个人私利的掣肘。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对于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早改革早主动。我国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这不仅只是科技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必然包含着一场深刻的体制机制变革。我们只有下定决心改善制度环境，中国科技的巨大潜力才能够得到释放，创新型国家建设才有保障。

    施一公：两年前，一位刚刚从海外归来、加盟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年轻教授，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很坦率地问道：“为了能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顾，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

    希望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能让我的这个回答任何时刻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