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里我很幸运,我的小组和部门两级主管,原来都是从我这个位置晋升的,作为同行,他们欣赏我的工作。如果管理层不是你这一行的,你做得好他不知道,想表扬你都不知道如何做,因为他不懂。这已经是最好的状况,如果他不懂,还要指挥人,那你只好受罪。我想今天在公司工作的许多同学们一定在这一方面感触良深。我的两个经理都很懂我这行,我能做出来的东西,他们做不出来,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对我很好。工资也很高。连续两年的晋升,我都是最高的一等。我跟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BASF时,我告诉他们,我想抱怨都找不到理由。离开时,他们也很理解支持。按照公司规定,我要提前两个季度通知。虽然我非正式的打了招呼,但我提前两个月才拿到签证,他们批准了我的辞职。他们其实正需要人,离开两年之后我回到公司,我的办公桌、电话都仍还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们当时完全可以卡我,从这个角度,我很感激他们。我离开的道理很简单:我不能接受一辈子给别人做事这一事实。
刘:所以香港只是你回国的一个跳板而已?
吴:当时这是最好的compromise。人不是生活在真空,我有两个孩子,我希望他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如果在德国长大,从思维到语言,他们会成为完全的德国人;在美国也一样。但别人还把你看成中国人。我不希望这样,你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丝毫不委屈,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孩子不这样看,他会觉得我在这里长大,为什么不是美国人?我现在发现当初设想的效果达到了。
我想广义和狭义上都为自己工作。广义上说,是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我很感激我的太太。不是她支持的话,我也很难回来。你知道很多人不能回来,是因为(刘:太太不乐意)。我太太很理解我,她说:“我知道你不回去,死不瞑目,与其如此,不如我们回去”。(刘:所以你太太做了很大的牺牲?)也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我,她回国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因为她家里受过迫害。她运气也不错,很快就在中大找到一年的教师的位置,第二年就在浸会大学找到教职。这里,我们还要谢谢中大化学系许多同事,特别是黄乃正和欧阳植勤教授的帮助。
刘:如果没有那年的风波,你是不是回了大陆?
吴:出事之前我就到科大、北大、中科院化学所参观,安排了报告。结果报告全部取消了。当时我在芜湖老家,同学告诉我,火车不通了,因为学生强行上车。我赶快买飞机票,乘飞机从南京飞北京,我父母在北京送走我,就不能回南京,因为出事了。否则我真的回去了,十有八九回了化学所。(刘:你是化学所的荣誉研究员)。对,他们请我时,我并没有评上院士。我感到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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