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石溪

    刘：您是82年到美国留学，作为大陆文革后最早赴美的本科毕业生之一，您能否介绍您在石溪求学的情况？
    吴：我在石溪七年，那就像我第二个家乡，我太太也在那念书，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出生，对石溪的感情，我无法形容。但跟科大比，印象却不比科大深，因为做研究忙忙碌碌，很快过去了。
    在石溪念书时，阴错阳差学到这一行。赴美前我学化学物理，高分子一个字都没有学过，来了之后开始想学氮化学，我们真的是想回国，我不是说大道理，我真的是想学完了就回国。后来发生其他事情，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机会和去年拿诺贝尔奖的劳特玻做研究，但他做核磁共振，设备要100万美元，1982年，这在中国是天文数字，我想跟他学了之后，回国我什么也做不成！于是放弃，准备学氮化学，这种经典方向只要有玻璃、管道就可以了。朱鹏年教授（Benjamin CHU）当时是系主任，找我谈话提醒我这个题目太老，希望我仔细考虑，我曾想选分子光谱，最后选朱先生做导师，这是歪打正着，因为他的东西介于化学和物理之间。朱先生和学生们都知道我一直要回去。我们有次在朱先生家吃饭还争起来了。朱先生为我说了一句话：“爱国主义并没有错”。毕业后导师留我做博士后，这很少见，因为一般不在本校做博士后，我也愿意留一段，因为太太还没有毕业。我做了两年的博士后，朱先生对我说要回国可以先申请德国洪堡研究奖学金。我们无法预见今天，以为回国后到欧洲机会很少，所以我想回国前先去德国呆一年。我离开美国前，朱先生特地请我吃了饭，他说，“实验室的门，永远对你打开；要是回国不顺利，你随时可以回来”。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但心里并没打算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