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花开遍野”,而中国却在诺奖上收获无几。中日文化等方面相近,到底日本在国家政策制度和科学文化方面有哪些特点,又是如何帮助其科技进步的呢?

谈到科技兴国,人们常常拿美国做标杆,认真研讨美国的政策、法令、机制、做法,因为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但作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美国从本质上有着很强的求真、实证精神,再加上它实事求是、标新立异、勇于探索的传统,美国的强大并不让人意外。此外,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社会对外来人才的包容度非常高。这些都与我国的文化和传统有较大不同。

相对而言,与我们地缘、文化相近的邻邦——日本来比较和分析,也许对我们更有借鉴意义。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情绪很复杂,虽然两个民族在人种、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等方面都很相近,但我们却往往不太愿意正视日本的崛起。

日本科技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接连斩获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连生物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都在2012年有了零的突破,而今年的生物医学奖,更由在日本土生土长,仅在美国做了几年博士后的大隅良典一人斩获。日本科学家获诺奖,不仅增强了国民自信心和在世界的地位,也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研讨日本的一些做法,学习日本的经验,可能会给我国的科教兴国带来一些借鉴……

科学家参与重大决策研讨和制定

为应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脑计划”(BRAIN),日本的大型科技项目“脑计划”(MIND)应运而生。与美国相似,日本政府只是说“要做”脑科学计划,而不指定“做什么”或“怎么做”。这完全是由一批资深科学家经过广泛吸收神经科学界的意见,随后反复讨论形成书面意见,将整个战略计划的建议交给政府,帮助它做决策的。政府只可以决定“做与不做”,却不能轻易改变“做什么”和“怎么做”。

相比之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前,我们的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却是对“做什么”和“怎么做”非常在意。很高兴的是,这些部门现在开始探索改革了,将科研基金分配与科技政策制定分离。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开端,是大好事!

实际上,对于科技政策,包括研究的领域、方向、投入的多少、可期望的结果等方面,最清楚的应该是科学家。但我国科学家对重大科技政策的制定,重要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重大科学问题的决策等的参与度还非常低。

有人会质疑,某些科学家在提出建议时会出于个人或所在单位利益的考虑。这种顾虑在目前中国现实环境中的确存在,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科技长远发展需求来看,参考科学先进国家(譬如美国、日本)的经验,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由“内行人”,即科学家来决定。国家应制定出一整套完善的、避免利益冲突的制度来保障科学政策、决策的顺利完成。

一个有效的办法是用好“战略科学家(能够把握科学最前沿、具有国际威望和战略眼光、能在中国开展工作、有公心、公信力、敢于承担责任,并具有全局观念的人)”。战略科学家具有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他性,他们考虑问题和行事都建立在有利于全局利益的基础之上,而非个人利益。

对基础科学长期稳定的支持

日本对基础科学的支持曾走过一段弯路,也有过经验教训。他们也曾经有像中国现在这样急功近利的阶段,过分讲究应用、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回报等等。后来他们发现不能太过功利,那样会导致经济没有可持续的后劲。很多重大科学发现一开始没有明显的应用意义,后来却成了颠覆性的发现。另外,一个国家的强大,也表现在它基础科学的先进,就是追求知识、好奇心驱使的科学探索,那是人类文明的表现。

日本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投资是下了大力气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日本政府对科研工作的拨款总额增长了约六倍;到了8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技术立国”政策,用于科学研究的支出费用达1800亿日元;到90年代,政府批准“科学技术厅”的预算突破5000亿大关。由于这样长期持续地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日本的科学家,尤其是一些精英学者可以比较安心地去从事基本科学问题的探索,而不必经常担忧科学基金的申请。

在制度和文化上保障“外智”引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科研硬件条件一般不会比国外差。但是很多从欧美等科研先进国家引进的人才归国后还是感觉“水土不服”,这与整体的社会环境这个“软条件”有很大关系。加强对归国人才的安置工作,必须要努力提升这个“软条件”。

日本国际化程度高,对外国人比较友好。譬如,日本的“理研”(RIKEN)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有很多不同人种的科学家,那里也有很好的服务体系来支持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不同国籍、族裔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放在一起,可以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科学火花,对科技进步极为重要。

著名政论家Thomas Freedman 总结了美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五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移民。我们对科技人才的引进,目前主要局限在“海归”的中国人,很少有对其他人种科技人才的延揽措施。

我们在引进人才之后,还应该完善人才安置的后续工作,使其能快速、平稳、顺畅地融入整个社会环境。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应是简化各种繁复的手续,放松政策环境,催生相应专业化服务产业的出现。

 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坚持

很多人都注意到,别出心裁和突发奇想的创新往往不是日本人做科研的强项。他们不是那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也不那么善于首创或开辟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日本的学术界也不是那么地崇尚冒险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人的科学成就主要靠的是严谨、认真和坚持。

事实证明,依靠严谨、认真和坚持也能做出世界级的重要工作。饶毅曾说:“单靠认真的人群做出非常突出工作的比例较低,需要较多的人认真工作才能产生少量非常突出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普通人靠认真而做到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也就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人在认真做科学技术,反映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不仅发达,而且很普及。”

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坚持,与日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日本这个民族喜欢追求极致的完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匠人精神。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日本人可以花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并将这件事做到极致。要证明一个科学现象或原理,也是要不断重复,用各种方法仔细推敲。他们认为发表一个粗糙的、最后不能被重复或是错误的东西,是一种羞耻。那种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和长期坚持的工作作风,在日本科学家中非常普遍。相反,在当今中国科技界,“短平快”是时尚,几个月做出的东西就要发文章,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造成很多发表的成果不可靠,不可重复,影响很坏,对中国科技的长期发展也极为不利。

我所认识的一些日本科学家,不太欣赏所谓“弯道超车”这样的说法,也不会轻易地放弃一个课题,更不会经常更换课题,这与中国当下一些人游走于热门领域,专挑影响因子大的课题的做法有很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我的朋友,著名神经科学家中西重忠(曾做出过有诺贝尔奖水平的工作)告诉我,他对选题是极为慎重的。从我的观察来看,他们一般会选择技术上很困难,需要耐心下功夫的题目。从事研究的时候也是非常讲究规范,一步一个脚印,严格按照程序做事情,长期坚持。这样也可以做出很优秀的工作。

科技界崇尚秉持诚信文化

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日本是一个拥有一个高信任度的社会。这对科学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活动,对科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诚信,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必须实事求是,对科学结果的表述也必须真实可靠,任何夸张、误导、模棱两可都会危害科学的可信性。

科学家之间的交往也需要诚信。日本科学家之间普遍具有的较好的信任、忠诚和双向责任感,能够激发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感的团队合作。躲躲藏藏、怀疑猜忌、隐瞒或说谎的现象在日本科学家之中是罕见的。对他人科研成果的信任,能够有效避免大量繁复重复性工作,进而形成一个高效的科研环境。而在当下中国,诚信的普遍缺失导致了大量地作假、剽窃、夸张、抢夺课题和争夺作者权等事情持续不断发生。

日本还是一个讲究“廉耻感”的社会,作假往往会付出比在其他国家严重得多的代价。例如,声称发现新型全能细胞——STAP细胞的小保方晴子,几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曾引起国际干细胞领域的轰动,但随后即被指出可能存在学术造假行为。接下来,整个日本社会对其所在研发团队的信誉不断提出质疑,就连与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学者都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出来澄清自己是否有过学术不端行为。

一次学术不端行为,可能会葬送一个科学家的整个学术前途。这与日本人具有的强烈荣誉感和廉耻感有很大关系。就在小保方晴子当众道歉后不久,其所在的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导师笹井芳树自杀以向公众谢罪。强烈的“耻感”让笹井芳树认为,只有自杀才能洗刷耻辱。如此高廉耻感的社会,能够孕育出严谨而求实的科研环境。而中国目前科学界有着严重的浮夸和急功近利的氛围。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不管用什么手段,欺骗包括隐瞒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谁做出来谁就是英雄。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中国科学界的正常学术交往和合作。

(作者鲁白：《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