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双一流”政策的目标和内容是什么？如何理解？
  “双一流”政策已经于2015年正式发布，建设的原则、目标和总体思路已经确定。但是具体的实施方案、评估方案等细则内容尚在研究中。“双一流”政策目标是：到2020年，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到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高等教育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来源：《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任务可以概括为：一流师资队伍、一流人才培养、一流科学研究、一流社会服务和一流文化传承来概括。改革任务可以概括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关键性管理机制突破、构建社会参与机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抽丝剥茧之后，“双一流”的政策目标和具体建设任务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根源在于“世界一流”无法精确定义。在主管部门跟重点建设高校召开的若干研讨会上，“世界一流”如何界定都成为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不少官员和学者认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意味着大学在主流大学排行榜中能够进入前300名或前200名；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意味着大学在主流大学排行榜中能够进入前50名或前20名。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意味着在主流世界学科排行榜能够上榜；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意味着在主流世界学科排行榜（ESI学科研究领域排名或QS学科排名）能够进入前50名或前20名。然而，由于大学排名和学科排名本身充满争议，这样的内容不可能进入政策文本。但是世界排名成为了公共资源以及政策效果的担保者。（OECD，2015）主管部门在对高校进行绩效评价的时候，仍然会将该内容作为至关重要的依据，进而使得相关的指标成为指挥大学发展的“指挥棒”。发展改革和财政部门则认为教育主管部门不应该将大学排名或学科排名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主要指标，应当跳出就排名评价大学的路子，更多地考察代表性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贡献度，更多地跟踪毕业生的成就，更系统的评价高校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更加侧重考察高校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世界一流大学不应该局限于指标，它更加是精神性的。当院校排名以一类院校和一套质量和目标为标准时，就树立了这类的权威，相应的，其他类别的院校以及质量和目标就要付出代价。譬如，强调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并把自然科学科目作为重要的量化指标。上海交通大学的排名（注现上海软科排名）不仅把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作为标准，而且其设计特别凸显了基于安格鲁-美利坚传统的、自然科学强势的大学。（OECD，2015）世界一流的大学，“它虽然坐落于某一个城镇，在地理上限于一个国家，但在精神上从来不局限于一个国家，它是属于世界的。他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走向世界各地，影响世界各地，这就是他的普遍主义活的载体。”

5.“双一流”政策目标实现情况将怎么评估？
  “双一流”政策将“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积极采用第三方评价，提高科学性和公信度。在相对稳定支持的基础上，根据相关评估评价结果、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增强建设的有效性。”（《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5）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的主体是主管部门，第三方评价的主体则尚未得到非常清晰的界定。从实际情况来看，教育部学位中心的学科评估（多指标的综合性评估）对重点建设资金配置的影响最大；英国的QS公司（特别优待中国大学的QS大学排名）、加拿大的汤森路透集团（纯粹基于文献计量的ESI学科领域排名）（《刘延东副总理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6）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是否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第三方评估主体？而我们在跟主流世界大学排行榜或科学计量指标的研发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也都认为相关指标仅仅是提供一种简化的信息披露。例如，QS排名的主要是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Ben Sowter，QS排名负责人，2015），大学排名主要为非高等教育专业人士提供了解大学的信息渠道（程莹，上海软科排名负责人，2016）；ESI学科排名主要是采用文献聚类的方式形成研究主题（Subject） ，通过科学计量指标披露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现状，本质上是一种指标性信息服务，无法观测人文学科、也不能全面观测社会科学学科和工程学科，更不能作为评价机构和个人的工具（David Pendelbury，ESI创始人，2013）。
  “双一流”政策评估是一种行政评估，学术评估，抑或项目评估？如果属于项目评估，未纳入项目的建设内容和成效不应笼统进行总结。如果该评估的学术性很强，应当更多地发挥学术共同体和专业性团体的作用。此外，无论何种评估都应当遵循一些原理：例如评估指标体系应当具备科学性和共识性，评估指标之间应当具有排斥性，评估指标权重配置应当与指标影响力相匹配。据悉，2016年已经下拨的“双一流”建设经费分配依据主要是第三轮教育部学位中心一级学科评估的结果，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结果的数据采集已经完成，其结果或将成为今后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6.“双一流”政策对高校有何影响？
  985高校的重点建设经费占学校运行总经费的比重普遍不足10%，所占比重其实并不大。但是高校却仍然高度重视重点建设，985高校对于能否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11高校对于能否有若干学科纳入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显得异常焦虑。这是一种对于能否获得官方身份和地位的焦虑。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重新“洗牌”的过程中，能否挤进“双一流”，意味着大学能否把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重点建设经费本身对高校的影响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高校可以因此而获得一种政策地位，地方政府以此为依据配套建设经费，行业企业以此为依据建立或深化合作，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依据开展人才招聘工作，学生报考择校也有了方向，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
  从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个版本的“双一流”名单流出，无一不是谣言。当某项信息重要而又模糊时，便可能存在各种谣言。（Mowen，1990）谣言的传播者可能为了求证谣言、说服他人、减少焦虑、取乐、或纯粹为说而说，进而不知不觉成为谣言的传播者。（Kapferer，1992）“双一流”谣言本质上是起源于“双一流”焦虑，一板一眼抛出谣言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权威性的重要信息，也在于减少对无法纳入“双一流”，失去历史性发展机遇的焦虑。

7.“双一流”政策对学科和教师有何影响？
  如果“双一流”政策聚焦于如何促进中国大学走向世界，既聚焦全球（Global）背景下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也重视本土（Local）背景下的国际化，“双一流”政策将成为学科和教师的福音。教师可以出去，但心中有本土；教师也可以不出去，但心中有世界。教师所提供的课程，所开展的研究，既事关全球，也关怀本土。“双一流”政策只是在这个背景下，重在赋予大学、学科和教师更多的学术资源和学术自由。同时“双一流”政策也成为促进教育行政管理“从办教育走向管教育，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从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转型的“催化剂”，中国的大学教师将真正迎来春天。
  如果“双一流”政策聚焦于如何提升中国大学的西方学术水准，继续将商业性大学排名和科学计量工具奉为评价大学、学科和教师的“宝器”，“双一流”政策将成为学科和教师的噩耗。一批学科将在弱肉强食中被砍掉，一批教师将在弱肉强食中被边缘化，而他们恰恰是大学学术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也是维持大学多样性（Diversity）的重要元素。“双一流”最终所能导向的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而是单一标准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胜利，以及在教育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实现对高等教育控制的强化。

8.“双一流”政策对学生有何影响？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必然意味着一流的教育，既包括一流的研究生教育，也包括一流的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各高校要大力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林蕙青，2016）一所世界级的大学（WCU）能带给学生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追求。北京大学在最近的改革中提出致力于“培养引领未来的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方案》，2016）。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是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人的整体素质、共同价值观（Common Value）和审辨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而并非培养人的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世界一流的本科生教育是科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本科生科研是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同探究的培养方式。世界一流的研究生教育更加意味着师生的亲密接触与共同科研合作。不要忘记，这种培养方式非常昂贵，学生培养支出一般都会占据学校总体预算的80%以上，其中主体部分是支付给教师的薪酬支出。丝毫不具备竞争力的薪酬，让大学教师在自主创收中耗尽余热，如何能够保证教师真正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人才培养工作中呢？所以人才培养改革的核心应该是高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蔡达峰，2012）确实如此，改革的关键是让教师收心，只要教师收心了，他们自然会研究教学法，自然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生培养工作中来。教学改革者需要理解一点，跟广大教师相比，自己对本科生教育和各专业领域学生培养的理解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高等教育的直接提供者是大学教师，离开了教师的全情投入，学生培养改革终将无所作为。
  跟世界一流大学相比，世界级的大学是World-class University更好的翻译。所以，“双一流”真正致力于建设的应当是精神层面的“世界级大学“，”“真正世界级的大学关切一切，怀疑一切，探索一切，奉行普遍主义的精神。”（丁学良，2004）如果我们纠结于能拿到多少重点建设经费，过分在意在几个所谓的关键指标或者一个简化的指标体系下，中国大学能否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相PK，我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成长为“世界级大学”的胸怀。
  （作者：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