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真正到了居安思危的时候。即便我们再拿几个诺贝尔奖、再取得几个大的科技突破、再出现几个重大新药创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民族来讲，也都是应该的。我们目前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远不够……”这是日前召开的“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上发出的强音。

  这番话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却也让人不禁陷入深思，究竟是什么让曾经为世界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近一百年来在世界重大基础科学领域创新中鲜有建树、陷入沉默？

  世界级大师的缺失，限制人才成长和激发生产力的机制、土壤与环境，或许是症结所在。而改变这样的现状，要从扭转目前悄悄蔓延于高校的“短期功利主义”倾向开始。

为什么中国学生普遍缺乏“激情般地好奇”

  “现在的学生，聪明，视野开阔，接受新生事物快，但科研创新的动力却明显不足。”采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杨超时，这位长期工作在我国航空航天科研一线的学者不无忧虑。

  杨超介绍，长期以来，国外对于中国实行高科技限制政策，许多国际前沿的技术无法引进，到现在为止，在装备制造方面，国外对于中国的科技限制依然控制在二到三代以上的差距。以大飞机制造为例，即便我们对于发动机的原理以及相关关键技术难点都已搞清楚，但在材料与制造工艺方面却尚未取得重大突破，而恰恰这些，更需要科研的耐心、潜心与笨功夫。因为每一道高质量叶片的取得或许都需要经过上百道工序，加上每一道工序的温度等状态控制都不尽相同，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对科研有着浓厚兴趣，并能够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潜心研究和积累，这也是当前青年学生身上最为缺乏的。

创新动力不足，最重要的原因是对科研的兴趣与好奇心不足。

  “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爱因斯坦的话，我们耳熟能详。10年前，4位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清华学生座谈，当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甚至没有选择勤奋、努力，而是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兴趣与好奇心。

  “一流成果的取得，一定是建立在对问题持续的关注和默默坚持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一个问题往往需要思考几年，甚至十几年，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要摆脱功利、浮躁与诱惑，没有足够的兴趣与强大的好奇心，无法坚持。”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钟章队分析，“很多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都基于一个重要思路的提出，我们常说，发现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而发现问题的过程，正是一个基于浓厚兴趣与强烈好奇心，基于持久观察与思考。这一点，目前中国学生普遍缺乏。”

  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特质中，中国学生普遍缺少的是好奇心、想象力与批判思维。好奇心往往随着学业的增长而衰减，小孩子最喜欢问问题、最有好奇心；小学生要差一些；中学生更差一些；大学生上课一般很少主动提问题；到研究生阶段，往往需要老师点名要他们回答问题。事实上，求知欲与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平时多思考问题，多问一些“好的问题”，就慢慢会“独具慧眼”，能提出超出一般人想象力的问题。对此，“清华学堂”物理班首席教授朱邦芬院士也颇为忧虑。

为什么中国学生喜欢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无论做研究还是学习，学生们总喜欢先问“有用”“无用”，“有用”指的是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比如在校学生选课前喜欢问这课有什么用，对面试和找工作有用吗，老师们在听取在校生对课程设置意见时，就常常会听到对找工作没有用的课的抱怨，或对找工作有用的课为什么不多开一些、开早一些的疑问。即便是做课题，也会选择更容易短期出成果的，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往往不受欢迎。

  这是采访中许多高校老师普遍反映的问题。如果说兴趣与想象力的缺乏已经成为限制一流人才“冒”出来的主要因素，那么，“短视”与“功利”则成为进一步阻碍人才成长的重要原因。

  “我们身处一个短期功利主义的大环境中。”对此，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分析，当我同已经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交谈时，他们对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与在校生截然不同，令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而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后来实际上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这种不同反馈的反差正是当前教育领域“短期功利主义”的例证。

  钱颖一直言，学院在学生低年段开设一些厚基础、强素养的课程时，往往承受很大压力，因为这些课程看起来与用人单位对于技能方面的要求无关，因此，学生在大二大三去用人单位实习时，与其他同类院校的学生比起来，往往会比较“吃亏”。但其实，正是这样看似“吃亏”的课程才会对人才最终成长为“大家”至关重要。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提供了最有力的例证：目前，困扰一流法学人才培养的最大难题，不是知识与技能的传授，而是法学理想的缺失，是有关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教育的缺乏。我们的学生学会了许多法律方面的知识，但是却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树立法治的意识，缺乏法律职业道德与操守的培养，因此，在执法过程中，会出现超越法律界限、滥用职权、机械执法等问题，还有一些人甚至将法律当成商业与牟利的工具，没有真正将法治国家作为理想与毕生的事业去追求。在培养一流人才的过程中，知识以外的内容更重要。

  WTO上诉机构现任大法官、中国内地首位在WTO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张月娇结合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供职于国际机构，你就代表你的国家，你的一言一行，都彰显你的综合素质。语言能力、演讲水平、文学与历史的底蕴、艺术修养、人际交往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卓越国际人才身上必备的素质，而这些也是秉持短期功利目标的教育所提供不了的。

为什么“短期功利主义”大行其道

  显然，缺乏兴趣与好奇心，教育与受教育过程中的“短视”与“功利”绝非一朝一夕形成，与环境、机制、土壤，尤其是评价导向息息相关。

  “根据现行的制度要求，博士生必须要在毕业前发表3篇学术论文，否则不能按时取得学位证，但是我们知道，重大的科研课题三五年内往往都很难取得有效成果和明显的突破。就我个人经验而谈，如果带的是五年制的学生，还敢给学生布置一些基础的、前沿的、探索性强的课题，如果带的是三年制的学生，只能布置一些短期的课题，因为要保证学生按时毕业。”“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院长张学记言语中颇多无奈。

  “如果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老师都没将兴趣与精力用在真正高水平的科研上，我们又怎能要求学生们如此呢，短期功利主义的倾向，不仅存在于学生身上，更存在于高校教师身上。”有学者戳到痛处。

  我们看到，“SCI”“EI”等国际文献检索的英文简称，是不少大学教师的“心病”。在我国高校教师评聘工作中，能否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被这些国际文献检索库收录，几乎被等同于评价该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因此，无论是青年学者还是资深教授，都要围绕着这个评价的杠杆打转，围绕发表文章疲于奔命。“在这样的评价导向面前，愿意从事基础原创性、应用基础及应用技术等费时、费力，又不易出文章的研究工作的青年教师已经越来越少，大家都立足于短平快的课题。”杨超坦言。

  加之目前高校的综合排名、专业学科排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对高校学科的评价关系到高校的地位、声望和生源，博士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成了高校争抢的“稀有资源”，而如何申请到博士点和科研项目，高校的科研水平是重要依据。因此，“我们看到，国外很多高水平的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实体，都在积极致力于重大科研课题的研究，反观我们自身，却将大量本应该花费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用在了写文章上，而且，往往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文章含金量并不高。”

  别让“短期功利主义”成为教育之痛，我们需要重温一位北大老教授曾经的提醒：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高尚志趣、远大志向与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制约“高精尖缺”人才成长的原因还有很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还将继续探讨并试图寻找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