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专家认为，要提高中国经济对高油价的“免疫力”，就应多管齐下，包括改变目前能源价格扭曲的局面、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等。

　　2006年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给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对高油价“免疫力”的话题也由此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国际私募基金推高油价

　　国际油价在今年夏天一度突破了70美元/桶的心理价位。八国峰会曾指出：“造成油价波动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石油需求增加、人们对长期石油投资是否充足的担忧、当前剩余产能较低、炼油能力瓶颈、某些产油地区持续政治动荡、市场投机等。”

　　我国专家则认为，油价如此剧烈的起伏已经不是正常的供求原理所能解释的，大规模的国际私募基金才是油价高企的真正原凶。

　　“9·11”事件之后，美联储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带动欧洲、日本等也转向或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国过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过快增长，换句话说，出现了全球流动性泛滥。于是，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1998年到2004年间，全球私人股权投资机构累计融资超过1.3万亿美元，其中专注于投资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私募基金规模超过3000亿美元。

　　美国著名的投资专家杰姆·罗杰思认为，原油等其他资源产品价格将起码上涨10年；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认为，石油行业至少需要5年时间来提高产能,才能压低油价并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内价格长期扭曲

　　专家认为，中国面临的能源瓶颈是多年积弊之下的集中爆发。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粗放增长，单位产出的能耗高。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将近30年，GDP年平均增长率9.6%，但增长方式粗放，以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能耗、重工业化为主要特征，从中国当前GDP构成看，工业依然是主体。

　　这表明，我国依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资源消耗巨大但效率不高，单位资源的平均产出不到发达国家的1/10。

　　其次，我国能源价格长期扭曲，能源商品定价不合理，导致能源配置效率低下。

　　两个原因存在着内在联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认为，中国长期维持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的发展环境。

　　陈清泰指出，只有当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提高到使那些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无利可图的时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成为市场主体的必然选择。

　　可再生能源发展滞后

　　专家认为，在降低不合理需求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应想尽一切办法增加供应，这不仅限于挖掘国内油田的潜能，也不仅限于“走出去”，而是应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从根本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替代战略研究与应用没有受到关注，导致中国对高油价缺少“免疫力”。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临国日本，在其“新阳光计划”中，每年拨款300多亿日元用于新能源技术开发。日本在2006年受到的高油价冲击远小于中国。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正遭遇着两大瓶颈的制约。第一，由于没有政府补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远高于常规能源发电成本。其中，风力发电成本约为煤电的1.7倍，光伏发电成本为煤电的11至18倍。显然，高成本抑制了可再生能源市场的成长。

　　第二，制造业薄弱使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的国产化和商业化进程严重受阻。国外经验表明，强大的制造业是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厂家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没有专业化的制造厂，生产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造成经济效益低和本地化制造比例低，从而难以降低工程造价。

　　专家指出，我国政府应为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力度，从根本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

　　国际油价仍存变数

　　今年年初以来，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导致原油需求增加，加上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在一些投资基金的炒作下，国际市场油价节节攀升。7月14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在亚洲电子交易时段一度达到每桶78.40美元的高点，创下新的历史最高纪录。

　　此后油价开始大幅回落。目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60美元以上，接近于今年年初时的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2007年的国际原油市场依然充满变数。

　　首先，虽然从理论上说，2007年全球原油供应应该可以满足需求，但伊朗核问题、伊拉克和尼日利亚局势以及自然灾害等诸多因素仍有可能导致油价出现大幅波动。

　　其次，全球原油生产和加工能力整体上没有摆脱增产受限的困境，一旦欧佩克无力应对市场供应短缺和恐慌局面，油价极易再次大幅上升。